欧元区债务危机有很多看似反常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增加，因为该国马力十足的出口引擎不仅能从全球经济复苏中获益，还能受益于欧元贬值。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失衡常常被当作罪责所在，而这种失衡就反映在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与盈余上。这种责难运动实属意外。因为纯理论经济学家通常不是将失衡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当作衡量世界全球化程度的便利手段。在19世纪，英国维持了数十年的盈余，同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经历了同样长期的赤字，却没有引发任何全球危机。

　　然而现在看来，国际失衡似乎是紧张与冲突的征兆，而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可以预见，赤字国家的人们往往会将问题归咎于盈余国家。因此，21世纪头十年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主要不是归因于美联储(Fed)的决策，而是中国低估了人民币汇率，以形成出口产业的高就业率。这项政策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而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了美国的金融系统。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盈余国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将问题归咎于债务国的铺张浪费和借债上瘾。

　　这种辩论不仅出现在全球层面，而且在欧盟内部也日益明显。一个显著特征是，危机过后的辩论很快便以国家名义展开：再没有人假装存在所谓的欧洲共同利益。这是因为各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往往伴随着对重新分配的诉求，而我们确实只有单一民族国家层面这一种解决机制。当重新分配在国际层面发生时，那只能是由于战争——在战争中，一个社会将重新分配强加于其它社会。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德国扮演了中国的角色，而南欧各国则好比美国。但这种类比也有局限性：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在金融动荡时期显得安全而又稳定。对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则不能完全这么说。

　　修正全球失衡的努力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反而有可能削弱经济增长前景。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0年4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督促中国效仿1988年时的日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逆转日本盈余局面的宽松货币政策，也是导致上世纪90年代日本遭遇“失落的十年”的连锁事件中的关键一环。

　　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争论在评估合理性的两种不同标准之间摇摆不定——实力与道德。让债务国尤其愤怒的是，债权国往往表现出一幅自命清高的立场：它们指责希腊的养老金水平过高，而且退休年龄过早，而美国人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享受着消费的狂欢，获取融资的方式也越来越有创意。债权国则奉行儒家或新教徒代代相传的教义——节俭是美德。

　　但债权国们也显得实力雄厚，既让人着迷又令人畏惧。关于中国的辩论实际上是幻想着有一天中国将统治世界，而关于德国角色的讨论往往掺杂着对上世纪40年代纳粹统治欧洲时期的回顾性创伤。未来与过去由此交织出一幅自以为是的道德观与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的景象。

　　当大国崛起，收入差距上升时，不满情绪就会抬头。数十年来，关于国际货币秩序的讨论一直以一种似乎由美国统治的形式为主。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当前这场危机已经造成了一种后果，即反美情绪为反对德国的怨忿所取代。与很容易被人当作靶子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相比，充满魅力、具有世界精神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更难让人怨恨。因此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迅速填补了国际仇敌名单上的空位。

　　上一次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上世纪70年代明确制订“德国模式”时，激起了外国政治家的强烈敌意，他们对施密特的“说教”非常反感。有人怀疑，施密特的说教是在将德国的利益强加于他国。今天，德国国内政坛不确定与不稳定的背景，让默克尔日益疯狂的政策主张看上去就像国际不稳定局势的主要根源。如果埃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接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他看起来是最合格也是最可信的人选，仅他是德国人这个事实就会引起广泛愤慨。

　　德国已经不再是欧洲效仿的榜样，而是欧洲问题的代罪羔羊。而且由于德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强势，鞭笞他们事实上会非常容易。

本文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及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玛丽•居里(Marie Curie)历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