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68%，这是中国央行进行汇改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在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背后，是中国外汇政策从计划到机制化，中国经济从区域化到国际化的一个转型期。其中3个关键的7月最终串连起了这一变化。

　　2005年7月

　　2005年7月21日19时，《新闻联播》播放了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的公告。美元兑人民币中间指导价格由此前的1美元兑换8.2765下调至1美元兑换8.1100，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1%。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了这一次汇改之后的人民币汇率指导政策。在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汇率政策由紧盯单一货币出现了转变。名义上，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美元，而是选择若干主要货币，赋予相应权重，组成货币篮，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汇改启动之后，短短10天内，7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就由此前一直保持的8.2800左右升至8.2369，升值幅度达到0.48%，此后一个月，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并没有减缓，8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冲破8.1100关口，升至8.1019，再次升值1.64%，汇改60天，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0.98%。中国央行为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制定的上下千分之三浮动区间的一半成为了此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小跑快频”成为了此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策略。

　　而正在此期间，保尔森也成为了美国的新任财长。保尔森访华与人民币汇率的“攻关战”不期而遇，“保尔森效应”成为了这个期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代名词。2006年9月19日，保尔森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点燃了自己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访华三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接连击破7.94、7.93、7.92三个整数关口，此后“保尔森效应”持续发挥，2006年12月14日，当保尔森第二次访问北京时，人民币中间价再破7.82关口，2007年3月6日，第三次访华的保尔森等到了人民币兑美元7.74关口的攻破。

　　在不断创下新高的背后，一片外部环境恶化的乌云却正在袭来。2007年年底，美国全美房地产经济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销售状况的持续恶化恐导致各大金融机构的住房抵押次级贷款受损。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的恐慌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趋势受到考验。

　　2008年4月2日，“保尔森效应”在其第四次访华中失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改往常的“勇猛”，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下跌了43个点，将市场期待中的人民币“破7”向后推迟了一周。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首次跨过1∶7大关。1∶6.9920成为了人民币对美元“破七”首日的指导价格。破7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开始趋缓。至2008年7月，汇改启动3年之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4，累计升值17.63%。

　　2008年7月

　　在经历了持续的向上调整后，人民币汇率在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下遇到了“瓶颈”。

　　2008年10月，中国外贸出口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后14个月，这种负增长一直持续。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调整，紧盯美元再次成为了人民币汇率的指导思路，维稳成为了此刻人民币汇率的主调。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在6.83-6.84区间。由于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元的持续贬值，还是推高了对其采取紧盯措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10月世界经济出现复苏信号，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出现了3%左右的涨幅。

　　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危机最终也推升了货币危机。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质疑。2008年11月7日，在首次“金砖四国”财长会议中，“超级储备货币”一词被提出。2009年3月23日、24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创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增长稳定的，以现有特别提款权为蓝本的国际储备货币理论出炉。

　　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即将与一种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人民币国际化。

　　2009年7月

　　2009年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办法》正式推出。人民币走向全球的渠道打通，成为国际市场中的可计算、可储备和可自由交易货币成为了人民币的未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2010年，比过去7月这个时间窗口提前了一个月，在G20多伦多峰会前的6月19日，中国央行再次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一个月0.7%的波动幅度和已经形成共识的双向弹性汇率机制成为了此次汇改重启的特点。

　　6月22日，作为人民币汇改重启的配合措施，中国央行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试点地区扩大到20个省份，且不再限制境外地域。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趋于一致。

　　汇率是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5年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已经被决策层熟练掌握，未来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必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