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春季对人民币升值发起“口水战”之后,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的美国终于将这场博弈战升级为惩罚性关税法案。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不是中美之间的孤立事件,而是后危机时期的一场全球博弈战,人民币升值与否应是中国的主动选择。
法案结局难料
上周五,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次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输美商品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该法案将允许美国商务部对来自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官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基本论调是:中国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低水平,以提高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这一法案经委员会投票通过后,众议院最快本周就将进行全体投票。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旦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将进入参议院立法程序,待参议院通过后提交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参议院选举的局势仍不明朗,法案在参议院可能受阻。
奥巴马政府官员曾表示,奥巴马敦促中方让人民币升值,并称其为双方磋商中“最重要的议题”。然而,奥巴马政府尚未就众议院正在推进的这一法案表明立场。
与此同时,美方也有不少官员反对向中国施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会长傅强恩(John Frisbie)认为,上周五通过的这项关税立法具有“反效果”,而且“不太可能显著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或在美国创造就业”。
美国商会甚至指出,该法案可能会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击,并最终自食恶果。上海美国商会会长Robert Roche表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当地经商的美国企业可能会遭到报复性反击。
分析人士预计,美国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施压的力度恐将持续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升值与否是主动选择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亚太区金融市场研究部主管阿德里安·福斯特(Adrian Foster)9月28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端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帮助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疲弱,需要各方面帮助,汇率政策就是重要一步。但从中国的立场而言,美国的失业者收入甚至高过了中国底层工人工作收入。中国当然认为国内发展需求更加重要。”
“汇率政策将由中国决定。我并不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王牌’在手。”福斯特表示,“我也不认为理论值会影响实际汇率。中国政府的决定才是最终驱动。”
最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已经成为了加快人民升值预期的主要内在压力。福斯特预计:“到明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会达到6.56。非食品类通胀上升会成为推动人民币更快升值的一大因素。”
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助于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而产生的通胀压力以及输入型通胀压力。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人民币升值步伐一般都会加快。
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创始人之一、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告诉本报记者,在多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一直都强调,不考虑美国而是出于中国自身利益而言,重估人民币其实是有利的。原因有二:“首先,拥有健康的外汇储备很重要,外汇储备过高会导致经济面临太多风险。其次,人民币升值会让那些过去很难出口的贫穷国家更容易出口到中国,对中国居民来说也是能享受到更低廉商品的机会。”
麦克法登表示,这两个原因通常都不会在中美之间有关人民币的争论中被提起,但确实值得考虑。
后危机时期的国际货币战争
更广义地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孤立事件,而是后危机时期的一场全球各种货币的博弈战。经济危机发展至今,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已经在全球不平衡复苏的格局中悄然打响。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9月27日在圣保罗公开表示“货币战争”的存在这一很多政策制定者私下里的话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货币战争,货币贬值已经成为全球性策略。”
最近日本、韩国等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汇率措施。
太平洋(601099)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最近撰文指出:“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愿意挑明,他们实际上很希望看到本国货币贬值。他们将此视作帮助解决经济长期低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有限的政策有效性等艰巨挑战的方法。”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今年1~7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从去年同期的1230亿美元扩大至1450亿美元。不断扩大的赤字、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上11月民主党中期大选前支持率堪忧,拿人民币“开刀”就成了美国政府首要的选择。
在国内政策对需求提振乏力的形势下,让货币贬值从而帮助出口——这样“简单粗暴”的策略便成了“香饽饽”。
正是那些乐见本国货币贬值的发达国家,与不愿让货币大幅升值的新兴经济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导致了后危机时期国际汇率的日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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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条款,在为期18个月的时间内如果一国符合以下标准,那么该国货币将被美国认定为“根本上被低估”的货币:一个国家的政府长期且大规模地至少对一个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一个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至少被低估了5%;一个国家的全球经常账结余数额巨大且这种状况长时间持续;一个国家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超过未来12个月偿还债务所必需的数量,或超过该国货币供应量的20%,或超过该国此前四个月的进口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