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庆

　　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由于在之前的听证会上，财长盖特纳指认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是该法案主要针对的国家。10月5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又联合向访问欧洲的温家宝总理表达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希望。于是舆论预期：在即将召开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人民币汇率将成为众矢之的。一场针对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即将打响。

　　人民币汇率问题讨论了十多年。仅就汇率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重大课题。借用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话说，“如果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投资于外汇储备都不算汇率操纵，那什么才算？”他还说：“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为其出口商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供了补贴。”

　　言之成理。但是，然后呢？就算中国通过人民币低估扣动了货币战的扳机，欧美国家是不是应该联手反击？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被人民币汇率低估伤害最重的，正是中国自己；从人民币低估当中受益最大的，反而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美国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益最大，却时不时地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用一句中国话说，这叫“得了便宜卖乖”（占了别人便宜还愣装作吃亏了的样子）。

　　美国之所以“卖乖”，是为了继续占中国的便宜。这正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一个研究结果。如果“卖乖”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美国一定会把握好“卖乖”的尺度。如果假戏真做，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欧没有对中国展开货币战的动机。

　　也许读者会问：在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会持续地慷国家之慨、把本国的利益赠与友邦？这是一切问题的起因。我认为这不是中国决策者故意。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二是决策者回避短期风险。

　　首先，在中国国内，人民币低估造成的损失尽管总量很大，但是分摊到几乎全体国民的身上，每个人承担的损失都比较小。这个小的损失不足以促使受损的个体发出宏大的声音，但巨大的受损群体规模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看似有更大的概率搭上别人的便车。结果所有受损个体都选择沉默、期望但都搭不上便车。

　　中国国内还有一个小的利益集团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得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总量不大，远不足以抵补全体国民的损失，但是由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个体少，因此分摊到每个个体身上的利益却很显著。群体小，搭上便车的概率也小。因此在有关汇率的争论当中，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发出巨大声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让全体国民对汇率问题投票而且投票率足够高，那么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数一定占上风；换一种方式，如果公开听取支持与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而且发出支持或者反对声音的成本又足够高，那么反对人民币升值的音量一定占上风。到出口企业调研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是只把话筒递给受损的人群。

　　其次，随着经济决策的难度日益增加，原来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日益力不从 心。于是处于顶端的决策层的权力和责任正在被执行层分担，因此决策出现条块 化特点。同时，由于权力分散，决策层控制全局的能力降低。为了维持稳定局面，决策层不得不更加回避短期风险。把能够拖延的任务留给下一任去解决。

　　和许多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汇率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利益会在未来逐渐显现，短期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转变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在“最困难的年头”，决策者不情愿进一步增大风险。简而言之，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不解决，只是在拖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