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开进田间地头,制造车间一台台电脑操控着流水线作业线,充当“保姆”机器人瓮声瓮气地回答着主人的指令——这一切,都是人们对未来产业蓝图的憧憬。“十二五”规划中有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让这一愿景又向我们拉近了一些。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样的美好生活未必全都是好事,因为在产业升级的同时,那些曾在低附加值岗位上辛勤劳作却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们,或许该失业了。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往往就是如此悖论:技术占优了,劳动力就不值钱了。
收割机带来的烦恼
丁淑景是河北省衡水丁家庄村农民,今年55岁,一家四口,只剩老两口在家务农,两个女儿都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回家。
“现在农村种地都是用机器,根本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丁淑景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现在早已不似原来,农村的机械化程度高了很多。以小麦为例,每到收获的季节,就会有几台联合收割机进村供农民租用,每亩地收割费用大概50元,农民就可以直接从地头拉着麦粒去卖粮了。“现在很多人家根本不把粮食往家拉了,基本都是直接拉去卖。”
不过,丁淑景也告诉记者,虽然现在种田并不费力,但是他们家仍然把两个女儿的地租给别人耕种了:“种点自己吃的粮食就行了,靠种地挣不着钱。”
丁淑景算了一笔账,一年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
小麦亩产900斤,按照今年收购价最高的1元来计算,每亩麦子卖900元。成本上,复合肥80斤120元,尿素40斤40元,农药5元,种子30斤30元,收割50元,浇地120元,耙地30元,毛收入505元。
玉米亩产1200斤,收购价8毛,每亩可以卖960元,成本和小麦差不多,毛利也就和小麦差不多在500元左右。
此外,还有国家补贴每亩地23元,因此,一亩地耕作两季毛收入也才不过千元。“我们自己的人工完全不能算进去了,如果算进去那就赔了。现在物价这么高,指望地里的这点收入完全不够用,还得是靠两个女儿打工挣钱。”
丁淑景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丁家庄村2000人口,每年在家务农的不过1000人,还多以老年为主。
“产业升级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加,很多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指出,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可以解放更多劳动力,但同时利润没有提高,单纯种植粮食作物根本很难满足生活需要。因此,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会催生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得不进城务工,寻求新的经济来源。
事实上,当下农村待消化的富余劳动力已经数目庞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洛林的估计,我国有4.9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约有1亿人,转移到城里的农村人大概有1.2亿人,而真正用在农业上的1亿人就够了,还有1.7亿人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待消化。
工业进步的代价
看来,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将是必然趋势。
但是,城市的形势又如何呢?
在城市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工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今年初发布的报告《“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研究》中指出,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十二五”时期,要通过调整实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工业结构,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的工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升级。
工业结构的升级会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同时它会对就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目前,美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工人人数是美国制造业中最多的,大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0%。因此,分析美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将会比较有代表性。
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纺织服装产业遭遇成本上升和本币升值,因此采取了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措施。整体上,从中小企业垮台、劳动队伍缩减、进口增加以及不断寻求政府保护这样一些现象看,美国纺织服装产业衰落了,但是从美国纺织服装业跨国公司的崛起、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产品的升级和盈利能力的空前提高等现象看,美国纺织服装业当前已经成为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在全球具有相当竞争力的行业。
在这之中,美国纺织产业升级与就业队伍缩减的状况有数据提供支持。一组20世纪最后10年的数据显示,随着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竞争力得到加强,行业就业状况相应下滑。数据显示,美国纺织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69.1万人逐步下滑到2001年的47.8万人,服装就业人数则从103.6万人下降到56.6万人。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的提高,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引发新的结构性的失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指出,由于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对于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下降,低端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可能在2015年左右,中国迎来刘易斯拐点之时才有可能改变,“那时,中国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而不是过剩。”
谁被挤出就业市场?
学者口中的刘易斯拐点将在何时到来尚不确定,但无疑“十二五”期间不会来临。
随着“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农村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却是必然趋势,而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可以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却正在减少,谁将被挤出市场?这些被挤出的劳动力将如何实现再就业?他们的再就业与中国正要加速的产业升级相辅相成还是互相背离?
丁淑景的两个女儿,一个29岁,一个25岁,目前都在北京打拼。小女儿在顺义的一家服装厂工作,做的是最低级的缝纫工,每月只休息一天,工资不到2000;大女儿则在北京通州开了一家童装店,除了房租日常开销,能有些许盈利。
丁淑景说,目前村子里出来打工的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开支也比较大,一般家里不大指望他们,“能养活自己就挺好。”
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主要指80后甚至是90后,目前他们已经占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量的60%,不到1亿人。一份调查显示,这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但专业技能并不突出、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验,也从来没想过要在农村种地生活;但在城市中,他们要求的更多,能够付出的却并没有增多甚至更少,比如他们父辈所具有的勤奋踏实。因此,他们是‘失业高危’人群。”一位不愿具名的观察人士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将首先是被挤出就业市场的那部分人。“此外,随着户口观念的逐渐淡薄,城市孩子的身份优势在逐渐降低,不具备专业技能,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具备一定学历的人都有可能被挤出就业市场。”
在产业升级加速前夜,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当下的就业形势已然严峻。数据显示,2010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有2400万,在这2400万中,包括13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各类人员等待下岗安置。
假如农业与工业进一步升级,所有这些被挤出和将被挤出市场的劳动力将如何实现再就业?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就业市场曾经历过一次严峻考验。在那一轮国企改革中,大约有600万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自主创业成为引导方向,这批下岗职工可以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享受优惠。
不过,情况似乎并不理想,2001年初,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为657.3万人,当年新增234.3万人,减少376.2万人,增减相抵,2001年末实有下岗职工仍有515.4万人。
“通过自主创业实现再就业并不是一条特别好的途径。在国企改革中,一些职工是因体制问题下岗,其本身能力或者社会关系仍是强项,因此不乏自主创业成功的例子,但即使是这样,通过创业实现再就业的效果依然不理想。与上轮国企下岗职工相比不同的是,如今新产生的失业人员多数是因为能力不够,同时资金不足,这两个因素的欠缺就决定了他们自主创业的低水平性和短暂性。”上述观察人士指出,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通过自主创业实现了再就业,也将与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等目标相去甚远。“甚至会产生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服务业吸“水”?
“第三产业也要升级,与别的产业不同,第三产业升级将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与不少学者观点相同,彭剑锋认为第三产业将是吸纳富余劳动力唯一可能也是最便捷的“池子”。
“城镇化使得分散在农村中的众多农民向城镇聚集,这就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者保证。”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张雯指出,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是必然。
数据显示,1980-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09,第二产业为0.27,第三产业为0.59。因此,第三产业无疑是三次产业中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产业。
但问题是,第三产业这个吸纳就业的大池子到底能吸多少水?
与大多数学者的乐观不相符的是,第三产业并不是吸纳就业的神话,事实上,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指数也呈下降趋势。
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的数据显示,1980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88,1981年达到历史高峰值1.44,此后便基本保持下降的趋势,直到2002年下降至0.53。
就业弹性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举例说,2002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53,假设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为100%,那么相应的2002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仅为53%;而按照1981年1.44的就业弹性,假设当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100%,则拉动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为144%。
也就是说,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同,第三产业的升级对于劳动力也将形成挤出效应,而不是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吸纳更多劳动力。只能说,随着第三产业改变目前落后的现状,获得更大发展之后,其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吸纳的就业绝对人数会进一步增多而已。
“指望由第三产业来完全吸纳产业升级带来的过剩劳动力是不太现实的。”上述观察人士指出。
郑风田的观点则绝对悲观,“在当下中国,普遍的产业升级根本不具备条件,因为由此衍生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
郑风田认为,在一些地区的某些产业实行产业升级可行,但若所有的地区所有产业都进行产业升级是“不负责任”的,“解决就业这个民生问题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