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被升值”，是中国经济力量全球博弈到了转折点的重要标志

　　日前，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上海表示，可以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数字显示，1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在刷新年内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继2008年7月上涨6.3%之后，中国28个月以来CPI涨幅新高。

　　四年前的2006年11月7日，樊纲曾在《华尔日街日报》发表了文章，称人民币每年最多升值5%，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将遭受灾难性的冲击。

　　四年过去，人民币升值压力犹在，而人民币遭遇的国际环境远远复杂于四年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选择上，因经济状况殊异，在为了满足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开始紧缩，主要发达国家则继续推行量化宽松。在通缩与通胀共存的国际经济格局下，每个经济体都面临极度复杂的政策考量。表现在货币上，一边是朝气蓬勃的人民币，一边是已现黄昏端倪的美元。多年的蓄势，在2010年通过货币政策的巨大差异而集中爆发。

　　人民币三临“升压”

　　2010年，国际上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似乎从未停歇。在发达国家语境里，与人民币升值相伴随的概念，还有贸易失衡、国际收支不平衡、全球经济失衡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详述了2010年人民币面临的三次较大的升值压力。

　　第一次发生在3月15日。当天，10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3月16日，以舒默、格雷厄姆为代表的十余名议员，宣布开始起草有关汇率问题的新议案。

　　郭田勇认为，此次源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外部压力，是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启汇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与认可，截至7月23日，25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0.72%。同时，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降低。

　　第二次发生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两个月。民主党为提高支持率，重提最易调动美国民众情绪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因此，9月13日，美国国会93名众议员联名签署信函，敦促民主党人采取行动，针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强硬立场。最终，针对来自国会和一些工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对人民币汇率较为谨慎的态度，公开对人民币“升值过慢”表示不满。

　　来自美国的压力，对9月以来人民币的较快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月14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度上涨131个基点，达到6.7378。连续第三日创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新高。郭田勇就此分析，“人民币汇率弹性存在加大的趋势。”

　　第三次发生在10月初。10月1日，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使备受瞩目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随后，欧盟16国于10月5日集体向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人民币升值，指出人民币低汇率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复苏。

　　“这次施压对10月份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郭田勇表示，10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报价6.6497元，再度刷新汇改以来新高。

　　“国际上压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可以抑制中国的出口，扩大中国的进口，从而降低中国经济复苏与继续增长的速度，抑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能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坐享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转移。”郭田勇分析说。

　　“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威胁其霸主地位，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郭田勇说，同为发达国家，欧洲诸国很希望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挤占中国的出口空间、打开中国庞大的新兴市场。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墨西哥、印度、巴西、中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处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阶段，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很明显，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将削弱中国产品的优势，这些国家的出口优势大大增加，包括向中国的出口。同时，也会削弱中国的成长。”郭田勇说。

　　升值担忧暗含经济难题

　　权威专家认为，国内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首先表现在对通胀的担忧上。郭田勇认为，人民币升值及其预期会进一步刺激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攀升并进一步引发资产泡沫；而央行为吸引国际游资，被动投放货币，将加剧中国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从而陷入通胀怪圈。

　　同时，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也意味着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中国人民多年辛勤所得顷刻间缩水。

　　另一影响是，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品价格上升，从而抑制出口，造成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就业减少，并且削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挫伤中国的经济复苏。而且，汇率的变动会给许多进出口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和慌张，势必带来外汇风险成本的加大。

　　与之相应的是，进口产品替代的行业也将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包括汽车、钢铁、家电等。此类行业的产品和国外进口产品竞争较为激烈，而人民币升值以后会导致国外进口产品以人民币报价下降，从而使得本土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并进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盈利水平。

　　“这些担忧，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权威专家向本刊分析。

　　以对出口的担忧为例，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对外需的依赖一直过高。而且，从出口产品的构成来看，郭田勇表示，一直以来，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水平，经常存在单纯的无技术加工，主要以量取胜，一些企业存在产能过剩。

　　“中国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许多产业存在工艺落后、高污染、高耗能的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相对较少，产业结构需要优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郭田勇说。

　　从进口角度，同样可以解释大量外汇储备的形成逻辑和风险规避之策。采访中，专家表示，大量的外汇储备风险累积，说明国内尚未回答好“如何用好外汇储备”这一问题。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刘光溪指出，和历史相比，我国面临的外汇管理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外汇监管难度不断加大，管制效率不断降低，管制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随着外汇形势逆转，人民币呈升值态势，国内外汇资金流向已经由资本外逃转变为资本内流，传统上对贸易“奖出限入”、对外汇“宽进严出”的政策思维有待修正，新的经济和外汇形势需要出台支持减顺差、走出去、促平衡等新的政策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表示，可以把多余的外汇储备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则指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国家正遭受缺钱困扰，“中国可以借此加大谈判筹码，要求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准许高科技产品出口，同时向中国开放资源品和金融市场，打破国际大鳄对国际市场的垄断。”

　　在热钱问题上，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向本刊指出，当前，中国由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畅，金融资本大多存在于虚拟经济之中。比如，尽管现在有“非公有36条”，但是很多“玻璃门”或者“天花板”仍限制着民间资本的进入。在培育行业发展环境、消除各类行业壁垒上，有关部门仍大有可为。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所谓流动性过剩还有一个地区结构问题，在某些地方，流动性过剩表现为重复性建设；而在西部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流动性则仍然是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引导流动性向教育、卫生等领域倾斜。

　　“这种资金的错配，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莫大关联。”受访专家进而指出，“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调结构上大有作为，是当前乃至“十二五”期间都要认真思考并实践的重大课题。”

　　内外压力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绕过汇兑风险的最好办法，当属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时，郭田勇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认为，与东盟国家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必然而积极的选择。各国高层之间加强交流，推动经贸合作，实施互利共赢。

　　“它还可以促进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创新求发展。在贸易中可实行人民币结算，从而绕过美元。避免美元储备的进一步增加。”郭认为，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有利于全面展开中国与东盟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海关、商检、交通、金融领域的合作，努力促成并最终实现与东盟贸易绝大多数产品零关税，促进中国贸易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的繁荣。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也应有所调整。”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指出。他同时认为，要从低附加值逐步向高附加值转变，将出口、人民币升值和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统筹考虑。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中国要立足于贸易大国的地位，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亚洲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流，“首先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待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他特别强调，“人民币是否能成为区域内主导性货币，同样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经济必须转为内需主导。”

　　刘光溪则指出，当前，要通过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从贸易循环扩展到金融循环，强化人民币在投资、价值贮藏等方面的吸引力，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基于此，他认为，应该增加境外人民币供应。当前，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经贸联系已日益密切，以两岸四地为主的“中华经济圈”已具雏形，可以选择在港澳台开展跨境资本交易项目可兑换试点，以降低资本和资源在四地间流动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