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化而言，2011年将是艰难的一年。2008年证明了全球化时代既能创造更快的增长，也能带来更猛的衰退——“美国制造”的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在2009年，人们体会到了全球性应对措施的好处，但2010年分歧重现。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回升，但发达国家仍深陷高失业率的泥沼。2011年两者间的差异将继续加大。尽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行之有效（中国就是最突出的例证），而财政紧缩会导致可预见的经济萎缩，但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在推行紧缩政策。旨在谋求经济复苏的协同宏观政策已成为一个模糊的记忆。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如今被视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标志性政策的最新版本。世界如梦初醒般意识到，汇率可以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服务于本国利益——遏制进口，并推动出口。美国表示，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而非汇率来促进投资。而新兴国家则宣称，其干预行为是为了累积储备，而非保护自己免受资本市场动荡之累。

　　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在上世纪30年代没派上用场，因为其它国家也回敬以同样的政策。如今的情况也是如此。的确，新兴市场已经以资本管控、资本利得税、汇率干预以及低利率，来应对不受欢迎的资金流入。结果如何呢？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资本市场更加分化，而全球化趋势出现明显的逆转。

　　因此，全球化的拥趸们将面临一个日益艰难的时期，因为有人认为，亚洲的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其它国家的就业为代价的。政治领袖们可能会要求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但批评者会指出，这种协议通常也会带来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开放——而正是这种开放政策催生了危机，并导致其迅速蔓延。那些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抗议声将尤其响亮。

　　让我们暂且做一回白日梦，想象一下今年的情势会有所改善——围绕一种全球性储备货币的工作启动，全球金融监管取得进展，20国集团发展成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合作理事会，能够让世界上其它172个经济体纷纷加盟。世界有望就一个真正的发展性贸易回合取得进展，同时欧洲或许能实现亟需的制度改革，以确保欧元的存续，使全球金融市场回复表面上的平稳。其中有些愿望有可能实现，不过我不敢打赌。但我们仍应继续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梦想、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