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是喜欢贵的？

　　在新富人群迅速庞大的中国，奢侈品价格昂贵的原因便已不再是关税，而是中国消费者本身的欲望与盲目

　　在欧美，购买奢侈品的时间一般在金色夕阳西下，和平、安静，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温情脉脉的喜悦。但在中国这一切都变了，“有一天，一个客人早上起来，一小时买了6块表，他们很急，在欧洲卖掉一块表最快也需要四个小时，在中国一个小时内有钱人就会付钱。”

　　这位“一块最便宜的入门表也要10万以上”的奢侈品中国区经理Frank，接触了大量大陆新富人群之后，开始想写一本书叫“怎样花钱才开心”。“中国一年能开10家店，欧洲10年开两家”，2009年，品牌保守估计增长了50%，这个在2009年夏天才开设第二家直营店的品牌，在2010年的计划将开满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

　　很多人抱怨中国政府对于奢侈品的关税过高，但在代理商苏小姐看来，加入WTO后中国市场逐渐放开，很多品牌取消了代理制，开设直营店，奢侈品价格昂贵的原因便已不再是关税，而是中国消费者本身的欲望与盲目。

　　“知名的高级奢侈品集团仍在被几个欧洲家族把管，而奢侈品的生意有着明显的区域化差异，有时候，如同古董的买卖，市场炒作、追捧本身会使它们自行升价，中国的新富人群一直以来的强大消费能力，令一线品牌将这个市场的价格定位过高。”

　　苏小姐现在只和几个大型门户网站销售一些二三线品牌，但这也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想象中的实惠，“虽然我的价格是专卖店的2/3，人们还是习惯去专卖店消费，或者怀着占了便宜的狂喜心理通过一些不正常的境外手段获得。”

　　对于Frank这些有能力与机会翻墙去境外购物的人而言，他们都是没有被通货膨胀困住的富人典型，人民币升值，利率下降，又给这个家庭在海外购物时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恩惠。

　　Frank看来，四小龙市场过小，中国市场过大，当年这种追求外汇的生意伤害并贬低了“中国制造”，忽视了这个国家本身便很庞大的内需。但作为全球化的一员，对于“世界的工厂”中国，大部分“中国制造”都在这个冬天变得似乎不再如Frank设想的那般便宜、温和。NATE是一家时尚饰品的品牌公关，而在他的行业里，他所看到的是另一层关于“中国制造”更深、更激烈的循环链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饰加工基地，我们的产品100%中国生产，像一些顶级的品牌，虽然写的欧洲制造，但至少也有30%到40%的部分在中国完成。2010年，原料、工人、厂房、店面都在加价。”

　　从10月份到第二年3月，有西方圣诞节与东方农历新年，都是各大品牌引发大量购买行为、发布新品的时候，但在2010年11月，奢侈品牌迎来了自己暗淡的一个月。

　　“相比2009年，销量下降了20%左右，12月份各个品牌促销力度很大，大家都想把11月份的损失赚回来。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前从没见过他们打折，今年第一次我看到他们也在打折。”

　　2011年，NATE的品牌所在的商场租金将提升2%～3%，大部分的品牌都在酝酿涨价的计划。因为市中心土地的租金问题，也有很多餐厅在这个冬天被迫消失。对于已习惯从国外购买化妆品的上海女孩儿Lily来说，年底的通膨还是给她带来了恐惧，“我和同事中午常常去一家四十几平方米的餐厅午餐，老板有一天说由于无法负担昂贵的租金，他们要从上海搬回香港。一家人均消费四五十元的餐馆都要关门，你就明白你的生活已变得多么昂贵。”

　　2010年10月，LV在欧洲颁布了新的规定：一本护照只能买一个手袋，同时，在3个月内都不能再次购买，而早前，一本护照可以买5个手袋，并且不限量时长。

　　“现在去欧洲买的人太多了，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同样款式你想要的包和鞋子，欧洲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但在亚洲却有很多的库存积压。在巴黎的老佛爷店里，你甚至还会遇到跑来借护照的大陆游客。”一位飞国际航线，经常从国外带货给朋友们的空姐说。

　　而在9月1日，新的海关条例颁布之后，取消了过去对个人邮递物品的免税额，并且对邮递进境物品应缴进口税超过50元人民币的一律按商品价值全额征税，也加大了去国外获得一个更便宜奢侈品的难度。而在此前，个人邮递物品的征税是按照1994年发布的相关个人物品入境免税规定执行的。根据该规定，寄自或寄往港澳地区的个人物品限值为800元，免税额为400元；寄自或寄往其他地区的个人物品限值为1000元，免税额为500元。

　　海关总署监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大部分进境邮件不再是亲友间馈赠的物品，进出境邮件的性质已向交易性质的商品为主转变。9月1日实行的关税新政，标志着个人境外代购“免税时代”的终结，境外代购的成本将大大增加，许多代购网店纷纷关门，取而代之的是Tony这样更有实力的商人。

　　“如果你想越过这道巨大的壁垒做生意，那么，你需要拿到更多、更便宜的奢侈品。”对于Tony这些都市里的新富们，他们的生意渠道往往与奢侈品厂商在原产地的仓库直接签订协议，“全世界，任何商品在自己的产地与厂牌所在地都是最便宜的，这样能保证更低的价格。很多欧洲品牌，我们能拿到近乎三折的折扣，这样面对不得不付出的关税成本，你会更从容、有利。”

　　Tony将自己的高级时装精品店开在了杭州，在夜里，喜欢在自己开的威士忌吧里招待朋友，他们调侃了9月1日之后那些民间小代购商人“不入流”的通关潜规则：除了空中小姐，很少有人逃得过海关的检查。

　　我们对自己的钱不放心

　　中国消费者更为直接的感受到物价的昂贵和上涨，更多的源于“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儿”

　　郑先生和朋友从北京一家“一茶一坐”餐厅走出，当看到门口广告上1200元招聘服务员，他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一顿饭花费120元，多伦多的同类餐厅，大约40加元，但员工工资2000加元，北京的餐厅员工月工资是一顿饭的10倍，多伦多餐厅的员工的月工资是一顿饭的50倍。

　　如今，他已移民加拿大，在美国纽约北部的罗杰斯特上学，“罗杰斯特的市中心每周会有四次农贸集市，秋天苹果收获的季节，1美元可以买10个刚采摘的苹果。但在北京，同样品质的苹果，你只能买2到3个。”

　　在很多新移民看来，加拿大与美国的生活更适合组建家庭，孩子的学费到高中都是公立教育，医疗方面，加拿大甚至牙科也全面免费，平静、安稳，乡村俱乐部用生、老、病、死联结着社区里公民的友谊。在这样有保障的环境中，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更能显得“便宜”得多。“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一个人很高兴地去北京CBD一家公司上班，无忧无虑，但当你到了三十多，有了父母、孩子，你会发现，一旦出了什么事，在中国都极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保障。”郑先生说。

　　2009年7月，《东方早报》刊登了国际不动产代理商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这个研究在物价飞涨的大背景下，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关注，但在美国生活过的苏小姐觉得，价格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探寻。她讲了自己身边一个中国二代移民朋友在纽约的故事：PETER，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经理，年薪50万美金，中高水平，顶级名校MBA之后工作6年，在那些少为二战后，多为20、30年代建成，稀有昂贵的公寓面前，一生并不打算在纽约买房，能租到房已很幸运。

　　而且在美国，房子虽是永久产权，但要缴纳高额的税费，每年有1.5～2%的物业税，如果按照这个税率，70年产权等于重新买了一套新房，同时，市中心已经少有空地，大部分老房子要交巨额的维修费、管理费。苏小姐自己曾在美国生活过6年，住在洛杉矶距离市区15分钟车程的阿卡迪亚地区，始终租房生活，一栋两层地毯面积 150平米的LUXURY HOUSE，免费配备两个车库与一个花园，以及距离房子五米左右的公共游泳池，月租金1845美金。

　　在美国，拥有一套市区的新房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在一个不足30年的房地产市场里获得了很多机会的中国人，对自己口袋里的钱越发地戒备、斤斤计较最终又无可奈何。

　　“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受。但在大陆，人们频繁买卖房屋，在办过户手续时，很少会真正有意识地询问自己的契税、律师费、保险费都去了哪里。比如大修基金，这项小区公共设施、共用设备的维修费用，如果要是使用，需要由业主大会通过才行，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交过这笔钱，更别说能清楚谁在替他们管理这笔钱。”在她看来，两相对比，中国消费者更为直接的感受到物价的昂贵和上涨，更多的源于“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儿”。

　　“美国的税收很高，但你都能通过网络查到它们的去向，甚至选择它们的去向，这个国家有国税、州税、地区税，有一部分属于联邦，有一部分属于地区，有一部分属于你所在的州，甚至有一部分去填补哪所小学的学生补课的费用。”

　　“我想在中国，人们和自己交出去的钱缺少这种共生感和对话。”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