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30年前，产品在一个国家组装，采用的零部件还是自同一个个国家。因此，计算贸易额很容易。2011年却是另一番景象。制造活动受到全球供应链的推动，而大多数进口商品都应贴上“全球制造”的标签，而非“中国制造”或者其他类似标签。这不是一种学术差异。鉴于贸易失衡引发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在当前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的时候，我们采用的计算方法可能会大大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目前我们是按照所谓的“总值”来计算国际贸易的。当一件进口商品抵达海关时，这件商品的全部商业价值都会归到一个原产国名下。当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世时，这种方法很管用：200年前，葡萄牙用“葡萄牙制造”的葡萄酒交换“英格兰制造”的英国纺织品。但今天，“原产国”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所说的“中国制造”确实是在中国组装的，但其商业价值却是来自组装之前的众多国家。从“他们”和“我们”的角度来考虑贸易已经再无意义。

　　这并不是说，假如我们改变贸易计算方法，所有的国际贸易紧张关系就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但是，如果我们是要讨论像贸易失衡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应当以能够反映现实的数据作为依据。扭曲的贸易图景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在当前保护主义压力已经在不断积聚之际，还可能触发反贸易情绪。经济学家早就摒弃了“贸易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政治和市场在日常事务中似乎仍固守着陈旧的重商主义信念。这场危机无疑加重了这种感觉，尽管全球制造已使得“我们”和“他们”之分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苹果(Apple)的iPhone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这款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尔后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地区。但零部件却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如果沿用传统的原产国概念，iPhone为美中贸易逆差贡献了19亿美元。但如果按照“增加值”来计算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即这款产品中由中国创造的价值——那么这项出口额仅为7350万美元。

　　不止是手机。在汽车、飞机、电子产品，乃至服装领域，一件商品由许多国家共同生产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今没有一辆汽车或一架商务飞机只用来自一个国家的零部件就能生产出来。商界领袖也明白，在全球供应链时代，爆发新贸易摩擦的危害尤其严重。在零部件付运过程中遭遇的进口关税、繁文缛节或其他拖延及收费手段都会抬高商品成本。而我们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大大增加了发生此类摩擦的可能性。

　　把产品的商业价值归属于最后一个原产国而造成的统计偏差，歪曲了双边贸易失衡的真实经济维度。这会影响政治辩论，形成被误导的观念。以美中贸易逆差为例。假如按照实际本国含量进行一系列计算，那么两国的逆差规模——2010年11月为2520亿美元——起码能减少一半。

　　我们使用的计算方法也关系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有关苹果iPod的研究表明，2006年因生产iPod而创造的4.1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4万个在美国。其中约有6000个属于专业岗位。不过，由于美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总计7.5亿美元，而海外工人的所得仅为3.2亿美元。事实上，如果苹果不知道亚洲企业能供应零部件，亚洲工人会参与生产，亚洲消费者会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iPod可能永远不会问世。在认识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方面，计算增加值的统计方法能够提供一个更可靠的方法。

　　转变贸易计算方法关系到的远远不只是美国和中国。从增加值的角度考虑贸易，可以使我们跳出双边贸易平衡的政治立场。采用这种视角，贸易就从一对一的关系转变为由增加值链条构成的网络，各方相互依存，走向共赢。最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及其民众认识到加强多边贸易合作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能够带来的全球增长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