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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不平衡背景下 湖北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蓝色壁垒”

发表时间:2011年02月23日

  2010年春节过后,以广东东莞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史上最为严重的“劳工荒”,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缺口高达200万。数百万劳动力的缺口,在大多数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今天,是令全世界震惊的数字。《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称:对于一个劳动力依然极度过剩的国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地区在春节后出现严重用工荒的现象让人费解。

  这种“劳工荒”已并非岁末年初的季节性偶然现象,而是已成为一种常态和必然,因为它已连续出现了好几年,且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笔者认为,结构性失业──即劳动者技能与用工方要求不匹配──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目前我国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并不表明我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劳动就业形势出现转机,而是我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种劳动力市场被扭曲的状态,是在工人的工资及生活、生产条件迟迟不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民工由于无法忍受待遇低下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一、从“民工慌”看湖北省加工贸易中客观存在的劳工问题

  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现象正在向内地迅速蔓延,湖北一直是劳动力资源输出大省,但从2004年开始也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当时仅只是酒店、建筑等部分行业,到2006年底,湖北“招工难”不再只是局部现象,而带有普遍性,经常性缺工达40多万。武汉市原先只是服务行业季节性缺工,现在商贸服务、酒店宾馆、建筑房地产装饰、部分加工制造及社会服务业五大行业常年性缺工,缺工率一般为20%,就连竹山、郧西、通城、大悟等欠发达山区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眼下“用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待遇低、缺乏吸引力。大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跨区域转移就业,全省79%的3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出省务工。据了解,近年来湖北省加大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招商引资力度,企业规模扩张和产能提高较快,增加了用工需要。但是,对于湖北这个劳动力大省而言,劳动力需求加大还不是导致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更主要的是本地企业素质整体偏低,工资待遇较低,企业劳动条件差。

  1、工资水平低下,欠薪现象时有发生

  湖北省社科院一项抽样调查表明,表面上看,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所增加,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计件工资,如果按照法定工作时间来折算,实际月工资仍徘徊在400—700元之间的低水平。长期以来,湖北许多企业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众多服装、家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主表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市场竞争原本就十分激烈,企业主依靠低工资来降低产品价格,以换取大额订单,一旦加薪,企业竞争优势势必丧失。这就使得湖北的用工条件、工人待遇相对于沿海来讲比较低下。即便是极低水平的工资,拖欠问题也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克扣或变相克扣工人工资现象较为突出。

  2、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据湖北省统计局2007年所作的典型调查,大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时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由于很多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工人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可能连吃饭都不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工人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

  3、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社会保障缺失

  很多工人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工伤和职业病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尤为严重的是,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农民工参保的门坎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却力不从心。而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

  二、对劳工与贸易问题的理性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严重内外失衡问题,而由其造成的投资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只不过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方式而已。过去十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呈持续扩大之势,而职工工资与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却长期偏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加剧,占社会最底层的劳工收入仅占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4.6%左右,和整个社会收入比较,这个比例甚至下降到只有2.75%。劳动者购买力的相对萎缩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停留在一种缺乏内生动力的增长陷阱中,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

  1、“蓝色壁垒”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转嫁危机的新工具。

  我省加工贸易发展很快,但加工环节绝大多数仍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上,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度高,不少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这迫使企业一再压低工人工资,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造成的劳动力大量流失,不仅是我省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国内社会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我国加工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难题,使得“湖北制造”面临着“蓝色壁垒”的新障碍。

  相对于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绿色贸易壁垒,人们往往将以保护蓝领工人权益为目标,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内容的贸易保护措施称为“蓝色贸易壁垒”。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的国际性标准,虽然还只是一种民间标准,但由于该标准以改善劳工工作环境和提高劳工福利为口号,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召力,使得通过认证的企业比没有通过认证的企业有更好的市场声誉和市场机会,从而使未认证的企业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和市场压力。随着通过认证的企业越来越多,这种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从现实来看,该标准颁布后,西方国家已就贸易与劳工标准的问题开始采取单方面行动,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广泛支持,一些跨国公司不仅自己制定社会责任守则,而且要求产品配套企业和合作企业均要遵守这些守则,从而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扩展到了这些跨国公司的生产制造基地即发展中国家。SA8000标准的广泛实施对低劳工成本的出口模式无疑是一个打击,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更是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转嫁危机的最好的工具。

  2、理性看待劳工标准的双重性。

  不得不承认,以劳工标准为核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必须跨越的障碍。就劳工标准问题来看,我们在外贸领域已不能完全回避诸如“劳改犯产品”、“血汗工厂”、“未成年工”、拖欠民工工资等问题,且该问题越来越多地在中外经贸争端中表现出来。我们不否认跨国公司推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审核仍有着深层次的商业诉求,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或者贬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由。

  2009年湖北省加工贸易表现突出,全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值48.3亿美元,居中部六省首位,是六省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唯一保持增长的省份。但我们更应清楚地意识到,我省加工贸易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其中大部分是在不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若推行社会责任标准,按照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提高劳动力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足以令一些加工厂因成本大增而难以为继,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原有的竞争优势将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劣势。湖北出口企业也会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质,这对吸引外资将产生消极作用,进而影响湖北省外贸结构的升级,失去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促进作用。

  但同时,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对劳工标准问题的重视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和必然趋势。重视劳工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不容忽视的历史责任,因为提高劳工标准,会产生提高劳工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劳工供给、协调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正面效应,也会在更高层次上降低劳动力成本。况且,我们一方面在用一些不合适的手段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和收费在抬高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前对劳动力管理中的不合理费用转变成劳工的收入,那劳工的工资待遇就起码可以提高20%左右,而其积极意义,却绝不仅仅是提高了劳工工资那么简单。

  三、将“民工荒”问题转化为加快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契机

  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中国原来的“优势”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刘易斯认为,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开始时城市可以以不变的工资找到无限多的劳工,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但到了某个时刻,城市除非涨工资,否则就不会有新增劳动力进城工作。这个时刻,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由此看来,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开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全方位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工资水平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调整中国弊端多多的粗放式生产结构有着关键意义。

  1、主动参与相关标准规则制定

  应对SA8000这种新贸易壁垒的当务之急是在WTO的协商机制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坚持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脱钩,为各国产业的转换赢得较长的过渡期。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未雨绸缪,应早作准备,对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深入研究,尽早采取各种对策,与其他成员国一起明确并细化其使用规则,强调其不能够滥用,不能有国别歧视,争取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占据更主动、更有利的地位。

  2、解决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问题

  保护劳资双方的权益,使二者的利益诉求达到一种各方可接受的平衡,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普通劳动者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劳动保障部门应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形成一整套制约机制来促进和保证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维护劳动者权益。企业也应责无旁贷地负起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主体责任,通过对职工物质利益的满足和精神需求的人文关怀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刺激消费,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方式。

  3、引导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目标市场

  湖北省许多出口商品由于质量、规格、花色、包装等方面的原因,缺乏竞争力,只能廉价销售,对价格以外的竞争手段重视不够。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让许多出口商品具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比较价格优势,但也使本来就很敏感的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更易被抓辫子。为从根本上扭转湖北省出口商品屡遭贸易摩擦的形势,应积极鼓励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互补型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提高出口效益;大力扶植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自主品牌出口,帮助企业逐步实现由OEM向OBM的跨越;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实施“蓝海战略”,努力扩大向东盟、非洲、南美地区的出口,提高外贸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并通过行政手段,整顿外贸秩序,引导企业加强自律。

  4.改善用工环境,保障劳工权益

  突破社会责任壁垒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此,出口企业应注意把握科技发展动态和质量动态,及时调整质量战略,适时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根本上改变出口主要依靠数量的增长方式。企业要把SA8000标准看作对症下药,改变“劳工标准低,劳工权益保护不充分”的不良国际形象,对民工开展除了职业技能培训外的系统教育,全面提高民工的技术能力、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竞争力。美欧政策以及私营业主和买主对劳工标准的关注说明,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实施良好的劳工政策获得“规模经济”,尊重工人基本权利的企业应该更积极地努力从这些机会中获益。

稿件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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