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为旧衣回收利用打开了，除服装品牌之外的另一扇大门。随着专业机构参与，未来旧衣回收利用之路，能否在政府营造的环保大环境中进行商业化运作？这种运作又需要打通哪些产业链环节？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著名时尚产业经济研究专家李凯洛先生。

　　记者：无论在哪个国家，服装由于其面料和色彩的多样性，都很难做到完全的回收利用，即使在环保方面广受好评的UNIQLO，也很难通过旧衣服的回收获得直接的收益。从商业发展来讲，您认旧衣回收的未来方向如何？

　　李凯洛：首先要明确一点，非常著名的UNIQLO旧衣回收活动是一种以环保公益活动的形式进行的营销行为，因此它有严格的活动要求，比如，必须消费者亲自送到品牌的店铺中，并且要将送还的旧衣服清洗干净等。当然，它将回收的旧衣服，一部分用于慈善捐助，一部分用来发电，一部分再利用，符合了环保潮流，但对于UNIQLO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增加顾客的返店率，从而衍生出更多的购买行为。

　　有人说，商业模式的发展就像长在阴暗地方的蘑菇，在人们的不经意中已经长大。UNIQLO的旧衣回收活动就给服装界带来了这样一种影响。在它之后，以环保的名义进行品牌营销成为了一种新的商业风潮。至于以商业为纽带的逆向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则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以及相关企业如何开拓这个市场。

　　记者：目前，在生产销售方面存在上游面料企业——服装品牌商——消费者这样的一条产业链，请问在旧衣回收利用方面能否形成一条消费者——专业机构、服装品牌商或上游面料企业的可逆链条？形成这种回收机制的难度在哪里？

　　李凯洛：可以用两个直接的词来描述旧衣的回收利用，一个是redesign，即再设计；一个是remake，即再创造。在欧洲，redesign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旧衣改造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专门的店铺，通过品牌的设计创意让旧衣获得新的市场价值。对于中国的设计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思路启发。

　　如果说形成循环利用链条，在国外需要加入更多的创意元素，那么，在中国，remake，即服装原材料的再生利用也有同样的机会。随着市场的成熟和内销产能的扩大，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二手买卖已经丧失了生存空间。相反，原材料的上涨，为remake提供了发展空间，只要善于抓住需求，开发利用中国特有的大国资源，基于remake的产业循环在未来也有机会成为可能。

　　目前出现的专业机构与政府合作进行旧衣回收再生利用的模式，在短期内和较小的社区、街道范围内，可以起到迅速普及环保理念、搭建回收平台的作用，有着迈出“第一步”的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这种模式脱离了市场的调控，从长久来看，并不是逆向产业链长效机制最终形成的直接通道。

　　首先，政府的行为都有一定的时效性，即使较长时间段的发展规划，也最终需要整合社会资源进行市场调节，政府退居幕后进行监管、调控。其次，民众是否愿意长期配合？现在即使是以慈善的名义直接募集的款项，民众都在追踪去向。作为偶发的公益行为，民众的配合意愿可能较高，但是在有着“缝缝补补又三年”、服装淘汰率较低的中国，民众的配合度很难具有持久性。而服装的丢弃行为本身也具有偶发性、即时性的特点，很难出现像丢弃其他生活垃圾一样的连贯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旦回收的旧衣进入长效的再生利用链条，并产生经济价值，其权属问题就会被提出来，民众就会开始关心这些旧衣后续价值的流向。

　　旧衣回收利用的逆向循环链条，从产业逻辑上讲，是行得通的。但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回收量，从而形成再利用的成本优势。要避免出现“奥特莱斯现象”——奥特莱斯也可以视作是国际尾货的二手市场，但中国大规模建设奥特莱斯之后，发现国际品牌没有那么多尾货，于是出现了畸形的“尾货生产”现象，制造奥特莱斯尾货。

　　记者：在您看来，专业机构、服装品牌商、面料企业，谁更适合承载旧衣服的回收功能？为什么？

　　李凯洛：实际上，这种回收更容易借助于像UNIQLO这样具有很大产出量的服装品牌，把旧衣回收与品牌能够收益的营销活动相结合，参与的消费者也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哪怕是一个拥抱、一朵玫瑰。当自发的垃圾丢弃行为，变成一种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品牌活动时，民众就可能把虚拟的丢弃行为付诸实践，把犹豫着是否要丢弃的服装送到回收箱中。

　　如果说普通民众在配合政府号召的垃圾分类、服装回收活动时难以保持持续热情，作为直接接触消费者的服装品牌商，则可以通过一定的馈赠活动，来调动消费者参与的积极性，成为回收点，同时增加了品牌的返店率；然后由专业的旧衣处理机构，通过一定的利益交换，从各品牌回收点集中获得这些旧衣服作为改造的原料，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商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