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最近一连串经济坏消息中蕴含的唯一好消息是，情况本来可能更糟：三大评级机构本来都可能调降美国的评级，股市本来可能下跌得更厉害，美国本来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人们普遍认为，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发展到眼下这一最新阶段时，　情况恶化的可能性非常高，而政府手中却没什么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的第一部分是对的，第二部分则不完全对。
 
　　整个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就事态的发展给出了条理清晰的解释。危机前，美国经济是由泡沫支撑的，全球经济大体上也是如此。泡沫破裂后，留下的是过量的杠杆和房地产。因此，消费将持续疲软，而大西洋两岸现在实施的财政紧缩又使得政府无法去填补消费疲软留下的需求缺口。鉴于此种情况，企业不愿意投资就不足为奇了——即使那些能够获得资本的企业也不愿投资。

　　当然，那些担心政府手中缺少政策工具的人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糟糕的货币政策让我们陷入当前的困局，却不能将我们拉出去。即使美联储(Fed)内的通胀鹰派人士能够被降伏，第三轮定量宽松(QE3)也只会比第二轮(QE2)更加低效。即便是QE2，恐怕更多的作用也只是吹大了新兴市场的泡沫，而不是给美国国内带来多少新的贷款或投资。
 
　　但解决办法是存在的，至少对像美国这样能够以低利率借债的国家来说是如此：拿钱去做高回报的投资。这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带来税收，从而在中期内降低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并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即使在同样的预算情况下，对支出和税收进行结构调整、使之能够促进增长，也可提升债务的可维持性。这些调整包括降低工资税、对富人增税、对做出投资的企业减税、对不做出投资的企业增税。
 
　　不过，其他地方却存在着斗争。市场知道，在北大西洋大行其道的低税收和举债癖组合意味着，政府手中没有什么立刻可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将毫无收效，财政政策受到限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减赤效果（依靠财政紧缩）将令人失望。
 
　　然而市场也有一项斗争任务，这在标准普尔(S&P)调降美国评级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只看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侧，但这却是标准普尔的关注焦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是用美元偿还债务，而它手中掌控着印美元的机器。因此，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债务违约——我们上周看到的那类假戏真做的政治秀不算数。
 
　　市场经常犯错，但评级机构的过往记录无法唤起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心。用少数“专家”的判断代替无数人的综合观点——而这些专家是供职于一家治理和激励都成问题的机构——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欧洲领导人最近在会议中呼吁减少对这些评级的依赖，这是正确的。
 
　　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政治局面。很难说哪边的情况更糟糕：是美国的僵局，还是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欧洲领导人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但事态的发展要快于他们批准和实施对策的进程。欧洲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低于美国；如果其财政框架足够统一，其财政状况也会好于美国。
 
　　欧洲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太多人认为财政紧缩是当下的灵丹妙药。然而在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处在盈余状态，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也很低。更多的财政紧缩只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缓慢、财政问题越积越多。直到最近，欧洲领导人才终于认识到，希腊和其他被危机困扰的国家需要经济增长——而财政紧缩永远不会带来这种增长。

　　上述这一切加大了北大西洋步入双底衰退的可能性，不过，关注经济增长率是否大于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的增长率是使得就业岗位缺口不再扩大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美国和欧洲都成问题，两者当前的增长率约为1%，要提高一倍以上才能做到上面这一点。
 
　　当这次衰退开始之时，许多人都头头是道地表示已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的长期经济低迷中吸取了教训。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吸取。我们实施的刺激力度太弱、持续时间太短，并且没有好好规划。我们没有敦促银行恢复放贷。我们的领导人则试图掩盖经济存在的缺陷——这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恐惧，即如果对公众如实相告，那么已然脆弱不堪的信心将会消失殆尽。但是，这是一场我们现在已经输掉的赌博。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本文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200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