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资金链的吃紧，民营企业的大本营温州出现了中小企业老板逃逸现象。这不仅反映了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的困境，也折射出整个国内中小型企业的现状。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耗时2个多月对包括江苏在内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结果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更为艰难。近日调查了多家中小企业，前景不容乐观。

　　为了给陷于资金困境的小型、微型企业(简称小微型企业)紧急输血，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9项金融、财税政策措施，而南京市也于日前出台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意见》，以确保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今年6月份还在办公室接受快报采访的刘冬突然辞职了，这让快报记者感到非常诧异。

　　刘冬此前任职的公司是江苏扬州的一家大型服装生产企业，最高峰时拥有1000多名工人，有数家分厂，刘冬已经在那里担任副总将近10年了。今年6月份接受快报采访时，刘冬还在大谈工厂的成本控制和发展战略，但是当快报记者近日再次拨通他的办公室电话时，却被告知其已经在两个月前离职了。经过辗转，快报记者终于在扬州某精密机械公司的办公室里再次见到了刘冬。

　　谈起自己在之前公司工作的那些年，刘冬怀念之余，又充满了无奈。

　　服装出口零利润 高管改行高科技

　　世纪初的美好时光

　　“除了走，没有其他选择，在那儿干下去也是形同鸡肋，食之无味了。”刘冬笑着说，虽然为老东家效力了将近10年，也有不少感情，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即便再在那继续熬，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当牺牲品。”

　　刘冬算得上当地服装加工行业的老资格了，10年前就自己创办过纺织厂、印染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都转给了亲戚经营。2002年，经过朋友的大力推荐，他到了这家服装企业担任高层管理。

　　“那时候的服装加工很好做，工人到处都是，而且工资也不高，人民币升值还没成问题。”谈起好光景，刘冬不禁眉飞色舞。他告诉记者，那时一个工人月工资平均才一千块左右，每单净利润最高曾达到20%。所以那几年企业大幅扩张，他们公司陆续开了好几家分厂，工人数量最高曾达到1000多个，并且每年都购买大量设备，实行三班倒，连周末都要安排工人加班。

　　不过刘冬也坦陈：“那时候的劳动法很宽松，对于加班、待遇方面只要工人同意就行，每次招工还要筛选，年龄大的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还不愿用呢。”

　　金融危机来袭，渐入窘途

　　不过，那些好日子因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戛然而止。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订单，从2008年底到2009年比较难过，因为订单突然大幅下降。”提起那时候，刘冬说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慌，因为以前产能扩充大，如果没有订单，工人和机器就要闲置，每天都会有大笔支出。

　　刘冬回忆，那段时间每天都要打电话和同行交流，打探国外的信息，而他们以前会有很多过剩订单分包到其他小厂。

　　后来订单减少了，那些分包工厂仍频频登门请求分些订单给他们。刘冬解释：“很多小厂是不做贸易的，都是通过贸易公司和大工厂来接单子，没了单子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后来听说一些厂子就关门歇业了，也可以说是提前出局。”

　　而同在一个区的另外一家知名户外用品企业负责人卢先生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生产了2000万元的产品，只发出去1500万，库存了500万。”原因是很多国外客商突然没有钱提货了，所以只能积压在仓库，而在那之前，他们的产品都是有多少卖多少。不过这一波冲击并没维持多久，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工厂订单开始逐步回暖，2010年，过年之后，众多外贸企业再度出现了订单井喷的情况，甚至到三四月份就排完了全年的订单。

　　不过事实证明，订单的回暖不但没有成为他们再展雄风的起点，反而成为部分企业的噩梦。

　　人民币升值大山压顶

　　“三年前，就感觉工人不够用了，工人辞职的现象越来越多，但上门找工作的工人却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刘冬回忆，到了2009年，工厂的不少岗位已经出现了缺口现象，甚至不得不从其他岗位轮换。

　　刘冬说，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工人流动性大大提高，同时引发了一波涨工资潮。“现在绝大多数工厂的工人工资达到2000元以上，重要技术岗位的工资至少3000元以上，否则工人看都不看，这比5年前增加将近一倍。”

　　刘冬对这种现象表示理解，“以前低工资是不正常的，现在一下子提高是还之前的‘欠账’，可是后来发现，即便提高了工资，还是很难招到人，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刘冬告诉记者，今年工人数量下降了超过50%，可是人力成本却增长了40%以上。“这可能也是这两年订单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工厂因为缺工无法生产。”而更严重的窘况还不止于此，刘冬说，对企业冲击最大的还是人民币升值。比如外国客户下单时的汇率和拿到货款结汇时就不一样。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10月13日，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自2011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累计升值了4.3%。

　　劳动力成本上升还可以用提高生产率、减少工人数量等办法解决，而人民币升值却根本无法对抗，因为接的每一笔订单都要受它影响。刘冬说，几年前服装行业的净利润还有10%，现在如果排除提价因素还要亏钱。而对于提价，刘冬无奈地摆摆手：“这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实际上提价幅度很小，如果过多提价，他们完全可以到中西部地区或者东南亚去做。”

　　银行开始吝啬 资金告急

　　“现在工厂已经没利润了，继续生产就要吃老本了，如果舍不得吃老本，就只能去借款。”刘冬说，“要生产就要备货，现在原料价格比两年前涨了超过两倍，而订单预付款又不够，平时每个月还要支付工人工资，这个是绝对不能拖欠的，现在很多外贸企业的资金已经快要到弹尽粮绝的境地了。”

　　刘冬告诉记者，以前还是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只要有固定资产和担保，而像他之前所在的公司由于生产规模大，固定资产多，许多银行都是抢着来给钱。不过今年开始，各家银行突然开始吝啬起来，“以前不需要钱还要硬给授信，现在有时候明明说好的贷款最后却不给了。如果是规模比较小而关系又不硬的企业现在基本是贷不到钱的。”

　　“有些老板病急乱投医，就去找高利贷。”刘冬给记者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小戴曾是刘冬的员工，经过多年的积累后便开始“单飞”，2009年，小戴拼凑了30多万也开了一家工厂，由于刚起步，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和原料，可是刚好碰上当年的涨价潮，小戴的流动资金便出了问题，一方面本来已经欠债的他没办法再去借钱，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固定资产担保而无法从银行贷款。而面对订单，他实在舍不得放弃。于是就经人介绍从一个放贷人那里借到了20万元。

　　“本来以为半个月就可以还清的，谁知道拖了半年还没还，等到他凑够20万的时候，本息已经涨到了近40万，并且后来越滚越多，手里的钱连利息都不够。”刘冬说，债主是每天都来催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威胁。陷入绝境的小戴最后只能求助刘冬，“当时急得几乎要给我跪下了。”而刘冬一问才知道，小戴的借款已经从当初的20万涨到了100多万。为了帮助小戴，刘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债主，经过苦心商谈，才将本息降到了80多万。小戴最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部分设备才算还清。

　　“如果银行能以应收款或设备做抵押贷款给小戴，他肯定不会去借高利贷的。”刘冬感慨地说，“其实像这种短期资金紧张的情况在其他中小企业身上也经常发生，如果贷不到款就只能依赖企业之间相互救急，但如果碰上大家的资金都很紧张的时候，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资金困难 风暴再临？

　　据了解，目前在中小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和欠款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现在拿货都是赊账，利润都在账面上，其实根本拿不到钱，即便是讨回一些欠款，也不够进货的。”在扬州市广陵区某毛绒玩具辅料市场里，一位辅料供应商告诉记者，外面的欠款基本都是玩具工厂，特别是去年以来，回款速度越来越慢，而给现钱的几乎没有。快报记者在走访其他供应商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而附近的一家玩具工厂老板则表示，自己的资金周转很困难，不得不挪用供应商的货款，如果把钱都给了供应商，那生产就会陷入停顿。

　　严峻的现实让刘冬不寒而栗，他说，以前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挺过来了，但是今年的情况让他再也不能稳坐钓鱼台。“不光是小厂，即便是以前掌管的那家服装企业也很有可能在年底停产，这绝非经营技术问题，而是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刘冬表示，在此之前，他们也曾经想过各种办法降低成本，比如以前都是购买成品布料加工，后来直接买棉纱自己织布甚至印染都不再外包出去，结果却发现，节省的成本仍是杯水车薪。

　　而在当地不少外贸工厂老板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悲观态度。“现在基本不敢接外单，风险太大，只能小批量地做一些走内销。”扬州市广陵区一位毛绒玩具企业老板告诉记者，身边不少朋友的工厂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

　　“开始是小厂关门，后面就要有不少大型工厂倒掉，这是无法预料的。”刘冬还发现，最近的工人工资水平已经从每天100元，下降到了每天80元，其中不少新进工人都是因为原工厂停工而转移过来的，所以造成了用工荒的“被动”缓解。

　　“这么耗下去肯定没有希望，这个行业一向是靠低成本低价格吃饭的，产业升级是个漫长的事情，我觉得会有大量企业在升级前或升级途中死掉。”刘冬担忧道，“如果目前这种困难不说更恶化，就算维持现状，估计明年本地很多服装纺织企业要停工或倒闭。”

　　而正是由于对行业前景的担忧，才促使刘冬从这个行业退出。

　　刘冬告诉记者，他目前管理的这家精密机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独立的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这是原来的服装加工厂完全不具备的，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将会在这里重新展现。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冬”为化名。)

　　“跟着他已经五年多了，他挺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哪知道我们工资都没发完，人就跑了。”说这话时，刘明(化名)与自己的另外9名工友正在江宁区法院申请将老板柏某的财产保全，以便后期拍卖后能偿还员工工资。这10名被欠了两个多月工资的员工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30出头。如果不是老板跑了，法律援助中心、法院、劳动仲裁部门等机构仍会像过去一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一个个与己无关、仅存在于书本、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的概念。但在过去的半个月里，他们频频地进出江宁法院，经常向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们求助。而这一切，都是9月28日晚老板留下一句“工厂开不下去了”的短信后，从此杳无音信带来的。

　　□快报记者 刘芳

　　撑不下去了 老板匆忙跑路

　　欠下员工两个月工资

　　老板匆忙跑路

　　江宁广洋村一栋民房的二楼就是刘明所在的南京顺东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东制衣)，公司主要加工被套、窗帘，9月里还机器声隆隆的车间现在却被两把大锁把门。车间的隔壁，同样是规格不一、毫无装修的民房。门前公路上疾驶而过的卡车扬起的阵阵灰尘让这些原本就不起眼的建筑越发显得“灰头土脸”。这片简陋的地方曾经是南京顺东制衣有限公司13名员工“乐业”的根基，而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心地。

　　“28日晚上我接到了老板的短信，说是厂子开不下去了，要关门，从此老板的电话就变成了短信呼状态，将近20天了，还一点音信都没有。”国庆前发生的一幕，让刘明心有余悸。26日放假后就到上海游玩，原计划的7天才过了2天，刘明就匆匆结束了假期，从上海赶回了南京。收到转发短信后，其他在外地的工友也都在10月1日前后赶了回来。

　　“现在想想，老板提前给我们放假是有预谋的。”一名在顺东制衣工作了多年的女员工回忆，往年的十一都是按照正常的时间放假，但在今年，老板从26日开始就给大家放假了。“我们本来是每个月的18日发工资，老板今年开始将发工资的时间拖到了下旬。但9月20日过后，老板还没发工资，又推说是28日发。但从26日，老板就开始给我们放假了。还以为放假期间老板会照常发工资呢，哪知道他跑了。”不过，刘明认为，老板从26日给大家放假的原因是9月份大家太辛苦，没有休息过，把平常的休息日积累在最后几天跟国庆节一起放。“我们一周休息1天，但9月份都没有休息，老板说赶在26日前把所有订单都赶完，从26日开始放假，将大家9月里的4个休息日补回来。”尽管对老板不负责任的“一跑”心有怨言，但13名员工都表示，平时老板待员工不错，吃住都包了，平时的工作餐也经常有加餐。“跑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最有可能就是资金紧张才跑的。”

　　厂子最初有200多人

　　老板先后卖房卖车

　　在刘明的记忆里，顺东制衣也有过红火的时候。“2007年，我们还在西善桥，车间有1800多平米，租金是现在的4倍，而且每个房间都装有空调，员工200多号人，比现在规模大多了。”刘明介绍，老板柏某以前是一个制衣厂的办公室主任，2007年初从他的老板手中接过了制衣厂开始经营。但柏某在经营上并不顺利，钱没赚到，200多名员工每个月总共15万左右的工资却少不了。刘明估计，这种只出不进的状况让柏某最先100多万的启动资金在半年内已消耗得差不多，到2007年下半年时，柏某已面临着给员工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他猜测，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老板发给员工的工资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借来的。“还有一个细节，老板最先接手这厂时，因为手里有钱，还可以自产自销，同时做一些代加工。但到了2009年，自有资金紧张，没钱买原材料后，就只能单一地做代加工了。”

　　2007年底的大雪压垮了柏某在西善桥的车间，从此他搬到了广洋村，车间面积减了一半，员工也只有五六十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让顺东制衣雪上加霜。“我们代加工的家纺多是出口美国的，前两年工人们每个月都忙不过来，但到2008年，订单不够，工人们无工可做了。”刘明介绍，当时老板为了留住员工，承诺给大家保底工资，每个月固定1700元。“订单没有，每个月支付的保底工资都要小10万，老板压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在员工的记忆中，老板曾有过两套房子与一辆小汽车，都被先后变卖了，老板、老板娘从今年开始也都住在车间了。“老板有套房子在夫子庙附近，有90平米，听说2008年时卖掉了，卖了100多万。”一名不愿具名的员工介绍道。老板曾经有过一辆奇瑞牌小汽车可以代步，但在去年，员工们许久没见过这车，后来才知道被卖掉了。柏某还有一处位于总统府附近的房产，约有六七十平米，去年也被卖掉，这几乎是所有员工都知道的事情。“老板、老板娘从今年开始就住在车间，平常订单忙的时候也参与一线加工。”

　　老板欠下明债30多万

　　可能还有高利贷

　　实际上，拖欠的13名员工工资在老板柏某的账单中不算大数目。据一名女员工介绍，员工进厂时先要压一个月的工资，加上9月份工资未发，老板欠员工2个月的工资，13人合计4.2万元。此外，广洋村的车间是租来的，800平米的场地一年有4万多的租金，但从去年开始，柏某拖欠至今的车间房租有将近5.5万。“房东还借给老板15万的现金，年利息6%，今年10月到期，至今也泡了汤。”顺东制衣的另一名女员工表示，老板跑路后，厂子周围的一些债主都赶了过来，其中还包括杂货店老板、小店老板，甚至连路边一个修车的小伙子也借给老板2000块钱。“小伙子说，老板是今年3月份借的，说是给员工发工资，此后小伙子要了多次，老板都没还。”此外，柏某跑路后，还有一位帮顺东制衣做过代工的同行业跑了过来，称给柏某做了3万的活，说是9月底打账，也找不到人了。顺东制衣的员工估计，老板欠下的这些明账有30多万。

　　“30多万的欠款应该不至于就逼着一个老板跑路了，估计他为了给员工发工资，借的有高利贷。”在顺东制衣厂，柏某的一位朋友猜测。顺东制衣厂员工表示，从2007年至今，公司涨过两次工资，最先平均月薪是1000元，到现在是平均2000元。另据刘明介绍，做代工不需要什么资金成本，顺东的工人们每个月代工产值有五六万，扣除员工工资和其他支出后，老板每个月还能净落下一两万，如果光是应付生产，不至于运转不下去。“估计是前几年在外面有借钱，现在每个月落下的钱还不够还利息，被逼无奈才欠工人工资，最后跑路。”刘明透露，他曾开车送老板到新街口的一家借贷公司借钱，也就借了3万块钱，但每个月的利息就高达5000元，每个月的利息还必须还。“这应该就是高利贷了，而且借款方表示，每周有2个休息日，一个月有8天，所以他们对一月的定义就是22天。也就是说，借了3万块钱，每过22天就得给5000元的利息。”

　　至于向银行借钱，刘明表示，老板从来没借过，“用手指头想想”都知道借不到。“他的住宅全都卖了，厂房是租来的，机器都是便宜货，根本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怎么可能向银行借到钱。”而老板有无其他大额的高利贷，刘明表示，资金方面的问题老板从来不会跟员工说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是否有其他高利贷。

　　老板跑了

　　员工面临吃饭困难

　　“你呼叫的客户已启用短信呼服务，他将会收到你此次呼叫的短信提醒，请你挂机后等待回电。”一天里第5次拨打老板电话后，顺东制衣厂员工芮小姐听到的依然是冰冷的机器提醒声，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瘪瘪的钱包，开始盘算自己还能撑几天。

　　“我现在身上只有一两百块钱了，有的工友甚至只有几十块钱了，这两天大家只能吃泡面，再这样下去估计吃饭都成问题了。”芮小姐介绍，她老家是原来巢湖的，4年前就在顺东制衣厂工作，以前工作都挺好，谁也没想到会出老板跑了这事。“12日早上工友们打开工厂大门后，发现里面的衣服、洗衣机等值钱物品已被搬空，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机器。从这迹象判断，应该是老板趁大家放假不在时，悄悄把值钱东西搬走了。”员工估计，老板目前留下的5台使用时间超过4年的台式电脑、二三十个缝纫机以及100来个铁架子高低床也值不了几个钱。“这些东西即使变卖成钱了，都不够我们几个人的工资。”

　　除了吃饭难外，住房也是这群员工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住的房子也是老板租的，他一跑房东也不会让我们长住了，说不定要流落街头了，我们有些工友都要准备回老家了。”而14日上午，在江宁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手续时，要向法院交440元的费用，平均每个员工44元，一名来自云南的女孩将身上最后的50元拿出来后，就只剩下6元的家底了。

　　旁边工友介绍，老板跑路后，大家重新找工作都有担心，生怕再遇到同样的“不幸”，都想回家，尤其是这名离家千里的云南女孩，但从南京到云南起码小一千的路费让她连想都不敢想了。“家本来是大家最后的港湾，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再继续找工作了。”

　　一名三十出头的女工介绍，在顺东制衣厂，加工一个床单的提成是4毛，平均每天可以加工200个；加工一个枕头的提成是5毛，平均每天可以加工100个；加工一个被罩的提成是4毛5，平均每天可以加工150个。“老板欠了我2个月的工资，有4000多块钱，相当于我做了10000个床单的提成都没了。”这名女工沮丧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本来就不稳定，顺利的年份一年也就只能工作满10个月，现在2个月的工资都没了，相当于一年里的四分之一都是白忙活了。“我现在出去找工作都没信心了，生怕再遇到这样的小企业，干几个月老板跑了，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毫无疑问，银行应该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的门槛看起来实在是有点高，因为银行贷款一般需要厂房等实物抵押，但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源。但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今年以来银根不断紧缩，银行本身可用于放贷的资金额度就有限。即如江苏银行业虽然今年明显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扶持力度，但由于总体贷款额度有限，新增的贷款仍然未能惠及大部分中小企业。虽然有专攻小微企业的苏州“草根银行”，但在银行业整体来看，仍然是个例。至于民间借贷方面，高利率则压得不少中小企业气喘吁吁，高利贷更是全面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

　　江苏银行业的确加大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但受宏观调控影响，银行资金有限，给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仍然是僧多粥少。

　　草根银行

　　成功之道

　　1：专攻小微企业

　　2：扎根社区服务

　　3：低门槛，50万元以下贷款只需要人品担保

　　4：通过综合了解借款人情况来控制风险

　　超8成新增贷款给了中小企业

　　“目前江苏还没有出现温州那样中小企业老板大面积跑路潮。”江苏省内多家银行向记者证实，目前江苏省内中小企业经营还算比较稳健，不良贷款率也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据了解，今年尽管银行信贷规模非常紧张，但银行还是将更多的贷款资源投向了中小企业。今年1—6月，江苏省新增中小企业贷款2017.05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85.6%。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相对于大企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利润也会更高；二是国家多次出台政策要求银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江苏银行业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也是响应政府号召。至于令人头疼的贷款风险控制问题，各家银行都会通过选择优质中小企业等方式尽量规避。

　　但也有银行反映，虽然目前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没有上升，但今年贷款逾期(到了时间还不上钱)明显频繁了许多，而且个别银行开始对钢铁贸易等行业也进行了预警。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有银行人士表示，虽然江苏银行业已经尽量让贷款额度向中小企业倾斜，但由于银根紧缩，额度有限，渴求资金的中小企业数量又太多，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中小企业没办法从银行拿到贷款”。

　　江苏未现“老板跑路潮”

　　“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主要是陷入了高利贷，实在是还不起债务了才跑路的，但江苏这边的企业相对还是比较保守，一般不会向高利贷借那么多钱。”江苏省内多家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江苏尚未出现类似于温州的“老板跑路潮”。

　　“真正跑路的都是陷进高利贷了，还不起债了，哪有经营亏损会跑路的呀，”一家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中心负责人称，虽然今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但从他们银行的数据来看，今年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上升，他们银行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控制在万分之七以下，这是一个安全的数据。

　　另外一家银行信贷中心的负责人称，温州之所以会出现“老板跑路潮”，一是因为本身温州小企业就集中，很容易出现问题，另外跟当地的资本逐利性有关。

　　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

　　由于今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手里可用的资金越来越少，还要应对存贷比考核。所以说，和企业需求相比，银行信贷规模可谓“僧多粥少”。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银行资金面非常紧张，但各家银行在信贷规模上都在尽量对中小企业倾斜。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相关人士称，尽管今年资金面很紧，但今年他们仍然压缩了一部分大公司的信贷规模来支持中小企业。目前为止，他们银行今年已经为中小企业投放了30多亿贷款。截至9月末，江苏银行光单笔金额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已经发放了77.2亿元，比去年高出了不少。还有工商银行，今年至9月末也已经投放了中小企业贷款近170亿元，和去年全年200亿元的规模相比，今年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没减。

　　从这些数据来看，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规模上的倾斜，显然是今年整个江苏银行业的一致做法。数据显示，今年1-6月，江苏省新增中小企业贷款2017.05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85.6%，同比提高了13.5个百分点。6月末，江苏省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3015.56亿元，同比增长26.6%，高于全部贷款12.4个百分点。

　　额度仍然是“僧多粥少”

　　尽管目前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没有上升，各家银行也在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一些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的逾期比去年明显上升，担保公司的代偿从下半年开始也频繁起来。

　　一家银行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没有上升，但逾期明显增多，每个月都有好几千万的逾期，需要银行不断去催收。“大多还是催收回来了。”另外，今年以来，尤其是下半年以来，担保公司代偿的明显频繁了起来，“也就是企业还不了款了，由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先代为偿还，然后由担保公司再去保全、追诉。这种现象最近也比较频繁。”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和2008年遭遇的金融危机不一样，2008年主要是外贸性行业及相关企业受到了影响，但今年国内外的情况都比较复杂，应该说今年中小企业遭遇的困难更大，并且，目前的银行贷款倾斜政策虽然力度不小，但受制于银行本身可用的资金额度和巨大的中小企业数量，从银行拿到贷款，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仍然很难。他担心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求助于利息高得多的民间信贷，而一旦资金断裂，就会出现大面积违约。一家银行的相关人士透露，他们总行近期已经对钢铁贸易行业进行了预警，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很多是温州人和福建人，该行近期基本停掉了这一行业的贷款投放。 快报记者 王海燕

　　不怕借钱给小老板的草根银行

　　50万以下贷款只需要“人品担保”

　　19万多户私营企业，36万多个体工商户，民营经济在苏州的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然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着相同的融资难问题。 有专家认为，小微企业处于企业金字塔的最底部，它们的量最大，却也最需要资金支持。在金融业集聚的苏州，小微企业如何能突破融资难瓶颈，一向是个难点。

　　进军苏州半年多的泰隆银行，却偏偏喜欢给小微企业贷款，因此在业内也有“草根银行”的美誉。短短数月，泰隆已服务过千户客户，累计提供了10多亿元资金。泰隆银行究竟怎样为苏州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能否在经营和风险控制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草根银行”的路径能否复制？

　　割第五茬韭菜

　　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一家专注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今年3月，泰隆银行进军苏州，这是该银行的第7家分行，也是继浙江、上海之后，在江苏开设的第一家分行。

　　南京银行 、上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韩国国民银行、合作金库银行……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周边有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泰隆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徐世标认为，“苏州有19万多户私营企业，36万多个体工商户，但获得银行信贷服务的不足20%，所以还有40多万户小微企业没有得到银行服务，因此泰隆银行在苏州的市场空间非常大。”

　　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施佳说，对于银行来说，一般放贷500万和50万的审核程序和耗时差不多，于是很多银行更愿意发放大额或长期的贷款，客户经理也大多不愿去做小额、短期的贷款。企业有土地、厂房、设备，最容易从银行贷到款，这如同割第一茬韭菜；货品出去了，账还没收回，但银行确定现金可以流回来，予以放贷，这是第二茬；通过担保公司，交10%的保证金以及担保费来贷款，又是一茬；第四茬便是有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也容易贷款。然而，这四茬几乎全是针对大中企业的。

　　“小微企业不具备上述条件，特别是刚成立的科技企业仅有电脑、办公桌，在贷款上最容易被忽略掉。”施佳认为，小微企业的量最大，也最需要资金支持，“我们服务小微企业如同是割第五茬韭菜，看似这在捡芝麻，却有无限商机。”在这样的理念下，泰隆银行甚至让放贷业务进社区经营，“将零售业务批发做”，苏州肉食品市场、横塘装饰城、蠡口家具城、常熟招商城……众多老板成了泰隆银行的稳定客户。

　　小企业也讲信用

　　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认为，小企业穷一点，大企业富一点，银行担心给小企业房贷风险太大，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穷人不讲信用，只有富人讲信用呢？不是的。小企业的信用没有想象中那么差。“谁愿意借了一次钱不还，把自己的名誉毁掉的？人其实都是讲信用的，小企业也讲信用，没那么可怕，但你做的方式方法肯定和大企业不一样。信息对称的问题解决了，借款还要抵押吗？多此一举。”

　　对于中小企业没有抵押物，风险难于控制的问题，泰隆银行并不盲目，推出了“三品三表”的信贷调查手段。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施佳说，该行放贷注重现场的调查和侧面打听得到的信息，经过“面对面”和“背对背”的了解，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多眼’印证，把握客户的人品、产品、物品，再通过水表、电表、海关报表，判断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

　　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刚开业时，有位客户徐先生主动上门开户，存了300万，后来还介绍朋友开户存下了600万元。

　　不久，徐先生找到客户经理王源想贷款30万，王源调查发现，徐先生的担保人实力雄厚，但周围商家评价徐先生花钱大手大脚，还有很多欠钱不还的劣迹。“在泰隆三品三表的理念中，人品被放在第一位，具有一票否决权。”最终，王源坚定地拒绝与徐先生的合作。

　　今年5月，信贷经理王华珍到苏州华东五金机电城拜访市场商家，她来到“源发五金”店时，得知老板彭某需要一笔启动资金。由于彭某已经抵押了自己的房产，没有其他固定资产，店内存货也不多，对于一个刚开始创业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更不可能有完善正规的财务报表，以上的条件限制使得他跑遍了附近的银行也没申请到贷款。

　　但王华珍通过走访彭某的供应

　　商和客户了解到：彭某虽然刚开始做这个行业，但上下游渠道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特别是市场里的其他商户，对彭某大为赞许。很快，彭某靠优秀的人品，从泰隆银行贷到了30万元。在贷后检查中，王华珍发现这笔资金帮彭某成功启动了生产。

　　贷款“人品担保”

　　“灵活、高效、贴心、门槛低，对弱势客户强势服务，这是我们银行的最大特色，”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施佳说， 该行的“三三制”奉行市场第一、客户第一的理念，从根本上杜绝了小银行规模、大银行脾气的工作作风。

　　所谓的“三三制”原则，即对老客户办理业务，经办人员要保证半个工作日内完成；新客户办理业务，自申请提出之时(日)起保证三天以内完成贷与不贷的答复，对同意发放的贷款必须在三天内完成。各级审批人员对当天提交的贷款除需提交贷审委审议以外，实行审批三小时承诺制。对每天上午提交的贷款在下午上班前必须完成审批，对下午提交的贷款必须在当天全部审批完成。对于5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要简化流程，将信贷管理的环节前移、合并，确保对客户的服务效率。

　　杨靖是浙江台州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苏州蠡口家具城和父母一起做生意。在门面房、厂房租金逐年上涨的压力下，杨靖想扩大厂房新增一条沙发生产线，却遭遇了资金紧张的困境。杨靖告诉记者，以往，他和家人都是向亲朋好友借钱周转，不但欠人情还要付给他们高于银行的利息。“也曾尝试向多家银行贷款，可我们在苏州没有房产，没有可抵押物，结果一分钱都没贷到，高利贷又不敢借，实在没办法。”

　　8月下旬，就在杨靖一筹莫展之际，他发现泰隆商业银行苏州分行信贷经理王玲敏经常在市场出现。在朋友的介绍下，杨靖与王玲敏取得了联系。当天，王玲敏具体了解厂里的资产和运营情况，又走访了杨靖提供的担保人，第二天还在市场里找其他经销商对杨靖一家进行了侧面了解。经过多方调查，杨靖一家在市场里口碑不错，他们的沙发厂经营稳定，提供的担保人也符合担保要求。在得到部门主管授权后，王玲敏迅速做好贷款材料，第三天就将为期半年的15万元贷款打到了杨靖的账户上。泰隆银行苏州分行副行长施佳解释说，50万元以下相当于信用放贷。尽管要担保，其实是用人品，没有物质抵押的。如果要有抵押，那将会造成办理手续繁琐，客户支付费用也要增加。

　　或许还是数据更能说明泰隆银行为人称道的草根性。截至目前，泰隆银行已累计向小企业发放贷款30万多笔、1600多亿元，共扶持8万多家小企业，直接间接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岗位，帮助30多万名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工人实现了劳动致富。

　　快报记者 陈泓江

　　民间借贷

　　借贷公司今年生意额翻番

　　老板称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

　　“在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而别人贪婪时，你要恐惧。”

　　民间借贷公司老总王敏(化名)把巴菲特的名言制成条幅挂在办公室里，意在提醒自己牢记市场风险。但谈起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王敏只能摇头，“整个市场太疯狂了，不仅多出了很多民间借贷公司，连一些老百姓也参与其中。”而民间借贷异常火爆的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转求民间融资的窘境。

　　民间借贷公司业务翻番

　　“喂，借钱啊？需要多少？600万！”这是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中王敏接到的第4个电话，而这种业务量是以前没有过的。

　　“实际上，从今年元旦过后，每天接到的借钱电话就开始多了起来，一天三四个不在话下，以前一天也就接个把个吧。”已经做了7年多民间借贷的王敏敏锐地感觉到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在他去年的业绩记录里，每个月10单生意、每笔金额在100万上下是正常水平，但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月的业务量都超过了20单，而且企业动辄就要好几百万。“明显能感觉到需要资金的企业多了，而且对资金的胃口更大。”

　　王敏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往年第一个月银行放贷开门红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变成了银行控制放贷、企业借钱难的新闻。“说明作为借贷‘国家队’的银行已经不玩资金大放闸的游戏了，国家队尚且如此，我们民间机构自然得更谨慎了。”从下半年开始，王敏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业务量，把每个月的业绩控制在去年相同水平。“拒绝了很多业务，但每天依然能接到借钱的电话。”

　　业务的繁忙让整个行业资金“价格”水涨船高。王敏介绍，多数中小企业在借款时会先求助于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年息16%—18%的水平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只有那些等钱下锅的企业才会给出更高的价格，以便从民间借贷公司处快速拿到钱。去年，整个行业的平均借款月息在7%左右，现在已经被抬到了10%—11%。“听说南京还有直接给出借款月利7.8%的民间借贷公司在社会上吸收资金。存款人拿1万块钱去，被借用三个月，当场就可以先把三个月2340元的利息先领走，民间借贷公司转手再将借来的钱贷给需要资金的企业。”王敏表示，以这种公司为例，借来的资金成本年息已达93.6%，这部分钱再转借给企业，年利率要达到150%-200%，民间借贷公司才有钱赚。“由此可见整个行业的膨胀，以及一些企业融资成本之高，这么高的利息都要借，你想想小企业有多缺钱。”

　　借的钱多，占用时间长

　　除了业务量及企业借款额大幅上升外，资金占用时间明显延长，也是王敏最直观的感受。“去年的时候，资金平均占用时间是25天，超过1个月的企业并不多，但今年的平均水平已达到了50天。”王敏介绍，自己今年的业务中，占款时间最长的已7个月有余，时间最短的也超过了1个月。“主要原因是放贷规模紧缩后，资金紧张的企业向银行贷款要排队，而且排队等待的时间不确定。”王敏举例，某企业去年10月左右通过了银行的贷款批复，但银行放贷收紧后，企业并不能立即拿到资金，而是要排队。但在排队的这一段时间，企业已无米下锅，只能先向民间借贷公司拆借应急。

　　“企业原本估计一个月就能拿到银行贷款，所以向民间借贷公司借一个月，但实际情况是银行排队要排三四个月，而且即便排到了，下款额也只有预先贷款总额的80%左右，企业占用民间借贷公司资金的时间就被动延长了。”

　　王敏表示，外界将民间借贷单纯等同于高利贷的看法太过片面，民间借贷公司中确实存在放高利贷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公司给出的借贷成本是在国家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国家规定，高于国家法定贷款利率4倍的放贷是不受保护的。国家目前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6.56%，所以年利率低于26.24%的民间借贷公司都算合法的。”他表示，非高利贷性质的民间借贷同银行一样，也需要抵押，民间借贷公司只对那些风险高的企业收比较高的利息。

　　不借等死，借高利贷找死

　　实际上，能从民间借贷公司以不高于国家法定利率4倍的成本借到钱的企业，都已经算做幸运儿了。在王敏接触到的企业中，很多连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够不着。“一些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或是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或者整个行业属于被淘汰的夕阳行业，这类企业我们是不贷的。”在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公司等渠道均被封死后，仍急需用钱的企业只剩下最后一个铤而走险的选项：纯粹的高利贷。

　　“纯粹的高利贷，那个成本就不得了了。”王敏介绍，高利贷的成本一般是月息30%，企业要借100万，高利贷方在放钱时先扣下30万，企业只能拿到70万现金，第二个月则要交出60万的利息。

　　“高利贷完全就是黑社会性质的了，贷出方会派人天天盯着借款人，借款人一旦还不了钱就要遭受辱骂、殴打等暴力行为。”在王敏看来，那些企业主之所以会采用高利贷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是因为他们也在博。

　　“被迫走上高利贷的企业，如果不借款，是等死，而借了，则是找死。王敏说，只有借到的高利贷资金恰好发挥了救火功能，而且马上又找到新资金还上了高利贷，企业的的殊死一搏有价值，那些借高利贷的企业家都是在博这种可能。”王敏介绍，能博对的可能性很小，多数的情况是企业还不起钱了，借款人被逼跑路，“就像温州那些跑路的老板一样”。

　　看似暴利的行业，王敏已感到丝丝凉意。实际上，民间借贷只是他的副业，他另有庞大的实业基础。“我只是把民间借贷公司当做一个蓄水池，把从实业中赚到的钱放到民间借贷这个池子中来，以实现资本价值的最大化。”但从今年以来，不断有从股市或楼市中抽身的个人找到王敏，希望将钱借给他，只要给出稍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就行。

　　“民间借贷六七年来，我一直求稳，自己的资金，平均年息20%出头就满足。但整个行业显然已疯狂，这么高的成本，有几个借钱做实业的公司能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