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清瘦的中年男子一只胳膊抱着光着屁股的孙女，另一只胳膊抱着一团线。他在思考着自己位于中国童装之都织里的家庭作坊的未来。
 
　　这位不愿透露自己名字的宋先生，是中国走向成熟不可避免的牺牲品。他当过农民、在工厂打过工，最后自己开了一家童装作坊。但随着中国走向价值链的高端，眼下他必须找到另一种谋生之道。

　　宋先生的作坊位于织里郊区一个破败的村落里。他指着自己家里的客厅说道：“我当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来到了这里，但开作坊只能勉强维生。”宋先生的7个亲戚在这家作坊里工作，他们一天弯腰弓背地在缝纫机旁忙碌12个小时，生产供应国内市场的廉价服装。
 
　　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本国制造业的愿景中，不包括这样的作坊：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不再生产便宜货，而是开始发明创造。但现年46岁的宋先生已不再年轻，手头没多少钱，也没受过教育，无法攀上经济规划者所制定的价值链。
 
　　他和邻居们仍然保留着以前的模式。由于受到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的挤压，他们的利润率非常微薄，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上月，当地政府将每台缝纫机应缴纳的300元人民币（合47美元）税款提高了一倍，这令他们雪上加霜。这种“机头税”两年内已经增长了6倍。
 
　　一些民众怀疑当地政府想通过税收手段逼迫家庭作坊破产，因为规模较大的工厂劳动力短缺，需要个体业主为它们工作。
 
　　其他人则认为税务人员打算私吞增收的税款，因为后者拒绝开具收据。无论哪种情形，增税都让居民们感到愤怒。他们爆发了数日的骚乱，此后当地政府做出让步，放弃了计划中的增税。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类似抗议活动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国南方的乌坎村，突显出民众在某些地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织里政府放弃增税无助于解决宋先生的问题——他的租金两年来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由于通胀、不合时令的暖冬以及可能存在的经济衰退，宋先生生产的低档冬夹克的需求大幅下降。当宋先生明年1月回到河南老家时，他将物色一个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做生意。
 
　　宋先生苦笑着问道：“生意，什么生意？”这个河南人之所以来到织里，是因为他听说在这里可以过上好日子。
 
　　其他人已经走在了宋先生的前面——中国政府有意打乱本国经济的格局，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接连不断的经济移民——既有迁入织里的，也有从这里迁出的。
 
　　在金融危机2008年冲击中国出口部门之后，逾1000家童装制造商从广东和福建的出口枢纽搬到织里，为国内市场生产服装。在国内零售销售飙升的支持下，织里镇蓬勃发展，接纳了来自邻省安徽的农民工。但激烈的竞争推升了当地的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导致了一波撤离织里的浪潮。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张晓波对织里当地经济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属于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自然秩序。
 
　　张晓波表示，“这些家庭作坊的未来将会在安徽”，那里的地方政府正在提供税收和其它激励政策，“而织里将成为一个物流中心”。与此同时，织里规模较大的工厂将进军高端市场。
 
　　湖州东针织服饰有限公司(Huzhou East Knit Dress Co)的老板郭红（音译，Guo Hong）表示，她正投资于创新，以便让公司进军价值链的高端。而迄今为止，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只需订阅韩国和欧洲的时尚杂志，并照抄它们的设计。
 
　　但随着中国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郭红除了加大研发以外别无选择。她表示：“如果你的产品好，就能卖得出去，反之则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中国将不仅需要宋先生这样的人，而且还需要郭红这样的人，但他们不一定在同一地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正在发展，迁移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情绪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之后情况才会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