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最后证实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社科院在之前（2010年12月）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却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绝非第二经济强国，现在经济发展到了转折关头，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十问中国金融未来》一书中指出：“犹如人到中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后，面临诸多问题，亟需调整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
 
　　夏斌：我最近有个观点是，中国经济现在可能遇到了多少年来没有遇到过的调控的艰难性：一方面，大家已经看到经济要趋向合理的缓慢增长，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那样的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多年来的矛盾积累到现在，到了已经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所以调控的空间在缩小，难度在加大。过去出现问题时都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现在虽然也是在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方式要和以前有所不同了，所以调整的艰难性加大了。　

　　陈道富：中国经济是到“中年” 了。　　

　　李南：这个词您觉得可以用吗？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就叫做“中国经济有没有中年危机”。之前，GDP两位数的高增长，我们朝气蓬勃，然后在世人没有过度关注我们的时候，我们成长起来了。但是未来三十年，我们是不是会遇到一个转折点，遇到“中年危机”问题？　　

　　夏斌：可以用。我突然想起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在讨论拉美等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吗？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人均收入水平到一定地步以后，有些矛盾就要暴露了，处理不好，一国经济增长就容易停滞不前了。　　

　　李南：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会感到压力很大。同时自己的身体状况、职业空间都不一样了。我看到在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了别的国家的一些教训，像日本、拉美国家。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时它们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都没有出现所期望的软着陆，而是“断崖式”的下跌，中间还伴随着资产泡沫。那么我们将来能够避免重复这种老路吗？它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夏斌：从日本看，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如“广场协定”以后日元升值过快等。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日本的货币政策太松了。我在读研究生时，日本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铃木淑夫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日本经济增长不错，物价也没上来，说明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货币问题没有充分的重视。所以我说我们运气挺好，起码我们这一代可以总结日本的教训。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包括汇率的变动频率、国内的货币政策力度收紧等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李南：那么我们现在的阶段更像日本当时哪个阶段呢？日本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陈道富：日本央行对中国现在的状况有过一个很仔细的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更接近日本的70年代，但是也有一些80年代的影子。因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所以跟日本的70年代一样，还是“中年”，还有往前走的空间，还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李南：那日本的一些教训，中国可以完全避免吗？还是说有时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是不是会必然走上它们的老路，遭遇危机？

　　夏斌：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在经济转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必须保持稳定的或者说稳健的、中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货币政策，并且能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等方面的因素，理论上说，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还取决于具体政策的落实程度。

　　李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说，历史上很多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生资产泡沫和通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吗？

　　夏斌：我换个角度说，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他的《不确定的世界》一书中曾说，他发现转轨中的新兴国家，如果没有处理好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那么就没有一个不发生危机的。这也就是在我们这本书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资本市场的开放一定要相当谨慎的原因。

　　李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确实非常大。就像人到中年，身体可能发福了，什么高血压、心脏病之类的中年疾病，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可能出现的，但是也要看个人的身体素质。

　　陈道富：对，风险肯定存在，关键取决于你怎么来应对。你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加强锻炼，改善饮食，就有可能比较平稳地度过中年危机，进而还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取决于怎么分析、看待、引导自己，发挥自己好的一面来克服不好的一面，同时沿着一个想要的方向去发展。这就需要很好地来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优势在哪里，挑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