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为了应对“钱荒”和货币空转的局面，最高决策层提出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举措，最近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金融国十条”）。最近两年多来，中国已经多次运用货币调控和金融改革手段来调结构稳增长，但它们能否真正起到盘活存量、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呢？

　　用金融手段调结构功效有限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举足轻重。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如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居民收入结构等。中国经济好比是一满杯沉积的液体，各种资源都沉淀在下面，被少数人或机构所占有。以居民财富分配为例，中国是全球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真实的数据可能更高。假如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则中国的消费需求还可以大幅上升，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高于高收入群体。

　　比如当某人获得了1000万的收入，他很可能只花100万用于日常消费，拿900万去投资房地产。但如果这1000万是由100个人来平均分享，即每个人获得10万，则这100个人可能将获得收入的一半用来消费，即累计有500万用于消费，这就不会导致房价的大幅攀升，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可以明显提升。但运用金融手段能够扭转收入结构畸形的状况吗？显然作用有限。

　　从“金融国十条”的细项看，它很明显地表达了“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的意愿，试图通过金融手段来支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目标。但目标的确定和目标能否实现是两回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已久，解决方案也层出不穷，但效果都不明显。应该说，“金融国十条”更多是将过去的政策和手段进行归纳梳理，新的亮点其实不多。比如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及科技企业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都是老生常谈的政策了。这些政策目标和相应举措的执行效果为何不理想呢？这与金融机构的执行意愿或执行难度有关，如给中小企业贷款，尽管贷款利率可以上浮，但每笔贷款的金额小、信用风险大，还不如贷给国企及与地方政府相关的项目。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永远成为老大难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这杯沉积的液体，最好的手段是搅拌，让资源分布更均匀，结构更合理。而金融手段主要是调控总量，对结构问题的解决能力非常弱，更何况目前这杯水已经很满了，当今货币政策主要的功能是收而不是放水，故其操作空间不太大，且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货币政策在“放松”和刺激经济方面的作用就更显乏力了。

　　金融是果、财税是因、根在体制

　　当前的“钱荒”现象、货币空转、货币总量的不断攀升以及对银行坏账率上升的担忧等问题，看上去都出在金融层面，但这只是表象。如果只是将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用金融手段来解决，就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例如，货币供应量的不断膨胀，这很少是货币政策因素造成的，更多是来自于外部的融资需求，如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企业的高负债经营等。当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时，货币流通速度必然放慢，而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非经济行为又会导致其对融资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则货币总量就会上升。即便是金融监管当局控制了信贷总量，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各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融资，而银行则在利益的驱动下扩大表外业务的规模。

　　那么，外汇占款的上升对货币供应量的攀升也功不可没，这是否可归结为货币政策如汇率、外汇管制等失当呢？这确实有货币当局的一部分责任，但更主要的责任还是在非金融部门，如国内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吸引大量外汇流入等。

　　因此，从深层次分析发现，对货币的巨大需求主要来自国企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过少，减少了国家财政应得收入。如2011年央企实际上缴利润757.36亿元，而同期央企的税后利润达到11115亿元，央企的平均利润上缴率不足7%，而西方国企一般要上缴50%左右。另一方面，国企的投资冲动依然强烈，2011年央企的平均负债率在65%。同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十分强烈，导致这几年地方债务的上升速度非常快。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水平并没有列入政绩考核指标中，本届政府所欠债务可以拖延到下届乃至再下届去清理。这些都与中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财政的透明度较低，监管不到位，很多非税收入并没有纳入到预算监督内，这些问题长期被拖延，必然导致政府债务水平的快速上升，而且，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债务水平究竟有多高，也是模糊的。那么，财税改革为何长期滞后于金融改革呢？因为后者主要对总量进行调控，对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影响不大，而前者尽管也可以调总量，但它往往是先动结构，再通过结构变化来影响总量。而动结构就容易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涉及到具体的部门和人，这个难度显然比动总量要大了。如上调国企缴纳利润比例，就要动国企的利益，而个税改革，触动的利益面更大。

　　当今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财税改革要有大动作就比较困难。目前在推行的营改增改革，尽管属于低级别的财税改革，但也对利益格局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要改变因触及利益而难以推进财税改革的局面，就应该大力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不改，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政务透明等目标就很难实现，其他改革就会不彻底、不深入。

　　盘活存量的突破点有哪些？

　　盘活存量，实际上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换一种说法，但长期以来，有关结构调整的口号和措施层出不穷，但成效不大，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2004年就开始研究方案，但到今年3月份才推出，历时九年，而从内容看，实际操作层面的力度不大，因此，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再如，中国的个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7%，而美国达到50%，可见，中国个税的高税率并不能有效征税。尽管中国早已明确要把企业代扣代缴的单一个税，改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但这方面迄今没有进展，由此带来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不公是惊人的。

　　此外，还有一些目标如政府职能转型、国退民进、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实际上也迟迟不能实现。这就值得反思了：一个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至少取决于三大因素：执行者的意愿、可操作性和实现难度。比如办奥运和世博，都是投资行为，既有树立国际形象的强烈意愿，又可动用全国资源来操作，且不考核盈亏，实现难度较小，故目标容易实现。而对于其他目标，则在意愿、操作和实现难度上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因此，盘活存量必须采取更现实的方式来推进，需要接地气，寻找突破口，而不能以顶层设计为借口，推迟改革进程。比如，国退民进是早已确定的政策目标，但让国有企业以转让、拍卖的方式退出很难，事实上，国有企业退出的两个最佳时间窗口都已经错过，一个是2007年，另一个是2010年，目前退出，基本卖不出好价了。但可以先选择“民进”，开放垄断性行业，如金融、电信、天然气、文化传媒、医疗卫生、航空等领域，由于民企的效率高于国企，这就会最终逼迫大部分低效国企通过并购、拍卖等方式逐步退出。即民进是因，国退是果，其结果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并带动行业良性发展。

　　另一个可以盘活存量的突破口，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如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也是一个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有效举措。例如，过去不少国企可以获得优惠贷款利率，可以雇佣大量廉价的劳务合同工，如果改革能够实现市场化利率和同工同酬，则目前不少国企占很大比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逐步去产能。

　　总体上看，广谱式的改革举措更容易推进，而个性化的、直接触动利益的改革举措容易遭到抵触，这应该是决策者应该考虑到的。而且，历史证明，理性、全面和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推进不下去的，最有效的改革还是靠倒逼来推进。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主导的大力度改革，其背景就是大批国企亏损，中央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这就迫使他进行物价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而这一次经济步入下行轨道，又会出现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类似的情况，因此，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力度、大规模的改革，还是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