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底还很远。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6%至7%的水平。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

　　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GDP增速，是近乎不可能的。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35%，这一比例之低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

　　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因此，6%或7%的GDP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10年期间达到近10%至11%的年均消费增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

　　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

　　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化地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补贴快速增长。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方式。

　　这似乎表明，要实现10%至11%的消费增长，家庭收入也要有相似的增长。原则上，中国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但由于低工资和廉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将导致增长崩溃。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的。

　　这就是为什么GDP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10%的GDP年度增幅之后，若GDP增幅跌破6%至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较慢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值的增长率。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GDP。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到6%至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就必须“仅仅”增长3%至4%。这个低得多的GDP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

　　换句话说，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者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那是一个应当摒弃的神话。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

　　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6%至7%，10至12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要以远低于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

　　这并非易事。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的确，不这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著有《伟大的再平衡》(The Great Rebalancing)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