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今年能否达到7.5%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前两个月各界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而为市场制造了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对此，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近日表示，未来中国可能不再需要制定GDP目标了。

哈继铭表示，“中国习惯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而且用GDP增速为标的。如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下一年的GDP增长目标，每次” xx五”规划制定后五年的增长目标。有时政府还会制定更长远的增长目标，如10年GDP翻番等。每次目标明确后，中央部委、各级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和市场人士奔走相告，传达、理解、贯彻这一目标。

哈继铭认为，虽然增长目标的确立表明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但也存在很多缺陷：

“文革之后提出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规模至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表明中国将工作重心从意识形态转为经济建设，确实鼓舞人心。中国制定长期增长目标让民众看到未来的国力和自身可能出现的生活水平变化，本无可厚非。尽管GDP增长指标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相比计划经济时代采用的社会生产总值还是有进步的。”

制定GDP增长目标，尤其是短期目标，如果不顾之后发生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之，则可能有诸害而无一利。据WSJ，哈继铭例举出了一些GDP目标的害处：

害处一，误导政策。人非神仙，原先制定的增长目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或当时的目标本身欠妥而无法实现，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是否需要调整目标，并且分析和应对达不到目标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失业、通胀等。如果此时依然硬着头皮，采取“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策略，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政策失误。而且这种失误具有极大的后遗症，包括产能过剩、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台高筑、看得见的金融风险和不易看见的经济实体道德风险的增大。

害处二，不利改变增长模式。中央层面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并加以严格落实的意图，往往被地方政府解读为本地区亦需要不惜代价保增长，此为上行下效，而且只可能将目标进一步提高，不可能降低。例如，在“十二五”规划颁布后，“五年后再造一个xx省（市、县）”成了许多地方官员的口头禅。地方对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往往是通过旧的增长模式来实现的。 有些根本没有意识和智慧转变增长模式的地方官员，便力图通过信贷和融资平台的扩张发展投资，甚至鼓励和保护当地企业低效扩张，通过抬高地价促使房价上涨来维持地产投资。他们不认为即使增速下降了但结构改善了是政绩。

害处三，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符。制定一成不变的增长目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中国近年有一定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占比已经不再适合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国政府也在不断争取使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承认。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每年制定一个GDP增长目标而且坚定不移地加以实现。

害处四，不利于环境保护，此处省去5000字。

哈继铭进而讨论了其它国家的做法，“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有国家制定短期的经济目标（如通货膨胀率），有国家制定较长期的目标（如失业率），但没有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GDP增长目标。它们的政府或者央行只是预测短期GDP增速，但是根据年中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常修正预测值，而不是不顾一切用刺激政策使增速达到之前的预测水平。中国难道真有能力准确地制定符合经济规律的短期增长目标吗？我想很多国家不能做到这么完美，尽管它们可能数据比中国全，经济结构比中国稳定，研究能力不比中国差。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必须经常调整原先的增长预测来反映新的经济条件。难以理解中国对短期预测（目标）正确性的高度自信。

“有人通常以GDP与就业的关系以及就业数据的匮乏来理解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这不仅纯属缘木求鱼，也不利于增强完善就业数据的迫切感。坦率地说，中国当前就业数据的质量、快速的经济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现象使得严肃的研究者难以建立GDP与就业的关系，来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但是至少要承认这一点，而避免用不够严谨的分析妄下结论，那样容易误导政策。”

那么如不以GDP为目标，以何为目标？哈继铭认为中国在未来数年应当以实现经济再平衡为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量化标的是投资占GDP比重：

“每每提及此，有人会反对，理由是中国数据不可靠。但我不禁疑惑，既然数据不可靠，为何每年乐此不疲地设立GDP增长目标。我相信尽管数据不很精准，但中国投资占比过高这一结论还是比较靠谱的。我最近的分析显示，中国当前的投资/GDP比率不仅高于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国家的历史高点，也高于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这一比率都过高。其向下调整是必然的，且伴随经济增速下降。 区别在于可以选择通过政策转变实现主动的、有序的、可控的调整，也可以维持政策不变最终导致经济被动的、无序的、失控的调整。我相信，将经济再平衡作为目标是选择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