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批面临破产倒闭的中小棉纺企业不同，全球规模最大的棉纺织生产商——魏桥纺织交出了一份亮丽的半年度成绩单：截至今年6月30日，魏桥纺织母公司股东应占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约392.6%，达到2.66亿元；毛利较去年同期上升约43.6%，至6.02亿元；毛利率约为9%，较去年同期上升3.6个百分点。

　　“魏桥纺织的巨额利润再次让业内质疑国家发改委棉花进口配额的公正。”长江证券分析师张月凤8月27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棉花进口配额为魏桥纺织节约的生产成本至少达到6亿元，这一“补贴”额度远超魏桥纺织的净利润。

　　由于国内棉花价格远高于国际棉价，魏桥纺织享受到了巨大的进口棉成本优势。在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夏志林看来，国家发改委掌握着棉花进口配额的分配权，每年都会公布棉花配额的申请条件、分配原则等。但在棉花配额的分配过程中，业界对其透明性一直存在质疑。

　　利润靠差价

　　在棉纺行业普遍低迷的情况下，魏桥纺织上半年盈利大增近4倍是如何实现的呢？

　　魏桥纺织的公开解释是：“除了去年同期盈利基数低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单位销售成本降低使得毛利增加及因煤炭价格下降销售电力盈利增加，同时期内本集团财务成本减少。”

　　但业内显然不认同这一解释。

　　“合理的解释是，魏桥纺织靠的是国际和国内棉价存在巨大价差。”张月凤分析道，今年上半年，国内外棉花价差平均达到每吨7800元左右，即便扣除运输成本，价差也至少达到4000多元。拿到进口配额的魏桥纺织相当于拿到超过6亿元的“补贴”，这远高于其2.66亿元的净利润。

　　我国棉花价格与国外一直存在较大的价差。前两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下游需求疲软，国际棉价持续下跌，而国内由于收储政策托底，国内外棉价最高时相差6000元/吨。为了限制棉花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2004年以来国家规定棉花进口需要配额。配额的分配，由国家发改委指挥操作。

　　据介绍，棉花占纺织企业总成本的七成左右。对于纺企来说，能否拿到棉花进口配额，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成本。

　　魏桥纺织董事长张红霞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的发言验证了这一点：公司上半年的存货周转期，由去年同期的149天增至210天。主要是因为原材料存货上升，公司主要采用进口棉花，有较长的周转期，故导致存货周转期上升。

　　对于纺企来说，要想拿到进口棉，必须申请使用配额。那么，魏桥纺织到底拿到了多少棉花配额？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魏桥纺织所在的山东省滨州市争取到棉花进口配额43.68万吨，魏桥纺织得到的棉花配额超过30万吨。截至今年5月初，国家发改委下达滨州市2013年第三批棉花配额时，滨州市已争取进口棉配额共计20.69万吨。在这些进口棉配额中，魏桥纺织获得的棉花进口配额达到15万吨左右。

　　没有配额的日子

　　与魏桥纺织的红火不同，那些拿不到进口棉花配额的中小棉纺企业日子却过得相当艰难。

　　在山东省产棉大市德州市的夏津县，当地最大的纺织企业德州恒华纺织有限公司(下称“恒华纺织”)因为资金链断裂，目前已经被浙江商人“租赁经营”。

　　这家拥有近30年历史的企业，最多时曾拥有2500多名职工。

　　恒华纺织董事长李振将亏损原因归结为“政策性亏损”：“国外每吨棉花价格比国内低五六千元，企业若进口棉花需要配额，去年恒华纺织只拿到几百吨配额，属于杯水车薪。”

　　“棉花国内外巨大价差给国内纺织企业带来很大压力，新公司尚未拿到棉花进口配额，未来公司将加大化工纤维等非棉原料的比例。”新上任的世纪恒华执行董事王林华坦言。

　　“夏津已经有十来家企业停掉了。”据夏津天润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绍庆介绍，除恒华纺织外，夏津县的正平纺织、吉祥纺织、诚信纺织、利华纺织等一批小有名气的纺织公司都已停产，部分企业甚至已经破产倒闭。

　　“棉花价格内外相差五六千元一吨，企业对外没有竞争力，出口萎缩、进口棉纱大幅增加，国内需求也不旺盛，企业经营普遍都很困难。”夏津县天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厚抱怨说，“棉花进口配额拯救了魏桥纺织，谁来拯救那些没有配额或配额很少的中小纺织企业？全国大小纺织会议上，我们每次都说进口配额的事情，但没有效果。我们一样吸引就业，一样纳税，但我们就像不是亲生的孩子。”

　　被商品化的配额“黑幕”

　　根据国家发改委2012年文件，有条件申请棉花进口配额的企业包括国营贸易企业、2011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和纺纱设备5万锭以上的棉纺企业。为了减轻国内高棉价对纺企的压力，今年我国实行3∶1的进口配额发放比例。也就是说，购买3吨国储棉，可分配1吨进口棉配额。

　　对于棉纺企业来说，这个进入门槛显然并不高的政策却存在诸多缺陷。

　　国家发改委“将按照申请者的申请数量、历史进口实绩、生产能力和其他相关商业标准进行分配”。刘广厚认为，“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人为因素很强。”

　　一个佐证是，棉花进口配额已经“商品化”。巴尔特(上海)棉花集团首席代表唐仲庆表示，在过去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棉花进口配额的指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爆炒过。

　　“去年最高的时候，指标曾被炒到3800元/吨，今年稍有回落，但市场行情也达到了3500元/吨左右。而在2011年棉纱收储政策之前，黑市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吨。”唐仲庆说道。

　　“它的分配原则却很模糊，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人为因素很强。”在刘广厚看来，更多的棉纺企业老板无一不提到了配额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权力寻租空间”，各种疏通关系的段子在这些企业负责人之间流传。

　　实行棉花进口配额制度，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国内棉农利益。但如今，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只要能拿到配额，1000吨就是四五百万元的净利。”李振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