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本届中国政府给予国人的最大期待，早在今年3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履新之后，离京的第一站便选择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提及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中国总理李克强也表态“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可以看到，近半年来，中国决策层改革承诺也相继兑现，包括大批行政审批权下放、利率市场化加速、户籍开放路径公布等等。如果上述举措称之为改革的逐项攻坚，那么，最近一个阶段，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推进的上海自贸区试点，从思路上便有较大不同，即以试点推进贸易、金融、税收、管理方式等多方位改革。

　　毫无疑问，以试点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发的一个伟大尝试，其一方面可以避免逐项改革推进中由于部分改革滞后而导致的协调性差、效果打折的问题，改革红利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最小范围内挑战利益群体，以最小阻力率先推进改革实践，具有可行性。而一旦效果显著，得到广泛认可，全国性的推广自然水到渠成。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推行金融、贸易改革试点，其对法律、行政管理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深圳特区有异曲同工之处，且二者均是破旧出新的尝试，推行之初也都面临重大压力与质疑。而相对于深圳为中国开创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跨时代壮举而言，上海自贸区有望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推动国内经济改革，非常值得期待。

　　虽然自贸区具体细则尚未公布，预计9月人大审批完成后对外发表，但从以往官方发言与媒体报道来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已见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这包括：

　　一是以金融改革作为突破口，在区域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可以先行先试；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行，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等等。在笔者看来，这是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尝试，有助于为全国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促进人民币早日成为可储备货币。

　　二是推动服务业发展，在税收方面有所创新。包括将对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参照技术先进性服务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区内符合条件的公司从事离岸业务收入，同样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等。结合当前大力推进财税改革、促进服务业升级的大背景，自贸区的积极探索对于未来税收改革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修改法律让行试点改革。有法律人士将自贸区建设概括为新中国法律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原因在于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但由于中国现有法律与进一步开放存在冲突，阻碍了对外开放的程度。8月底，人大通过了未来3年自贸区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和文化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从法律上也是个重要尝试。

　　四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其中审批制度方面，自贸区将针对外资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除了投资领域的“黑名单”以外，外国投资者享有国民待遇。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最新规则的接轨，增强外资投资者的信心与积极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减少政府审批、依靠市场机制和打破垄断，是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模式的探索。

　　五是领导人出于全球战略定位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今年6月美欧国家已经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而此前奥巴马政府也在持续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TPP的一种解读是美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孤立中国而有意推行的新体系。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显然应该提前谋划。从这个角度而言，推动上海自贸区实践，符合未来中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全球化战略框架，是主动接招的表现。

　　当然，当前对于自贸区仍有不少质疑与忧虑，早在自贸区讨论之初，就有监管层提出反对意见，李克强总理甚至拍桌子以示不满。而当前的担忧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即如何处理与现有法律的冲突、如何规避相关风险、以及如何看待对香港离岸金融市场造成挑战等等。

　　而在笔者看来，如能明确自贸区高层定位，以更广泛视野看待自贸区的深远意义，即自贸区的意义远不止是传统实验田的范围，实则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基。如果能在这一层面上凝聚共识，将有助于提升具体实践部门统筹考虑并加强克服细节中困难的决心。

　　当然，上海自贸区是否能够成为“深圳2.0”，以点带面，为中国带来更大的改革红利，仍将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与阻力。但总体而言，从新一届政府力排众议积极推进自贸区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本届中国政府经济改革决心仍然十分坚定，期待11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有更多信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