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用了数月时间制定出一个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让中央和全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实施这个计划则将花费更长时间。

　　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共负责制定总体政策方向，但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承担着将计划付诸实施的责任。与许多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一样，中国的政府部门充满利益冲突和嫉妒，坚持传统政策，并且经常与那些从现状中受益的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政府部门在中央指引下一直将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速作为首要目标，帮助创造了30年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危险的债务水平和房地产泡沫。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经济战略计划的实施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工作；改革者对每个领域都有清晰的思路，但使这些改革冲破利益集团的阻力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比如，中共下属报纸《人民日报》说，逐步放开一胎政策、使部分夫妻能够生二胎的责任将由各省承担，而不是中央政府。这一政策可能不受庞大的地方政府官僚体系欢迎，一胎政策让它们收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罚金，它们一直抵制这种政策调整。

　　《人民日报》说，在面临罚金收入将减少的同时，他们还要负责建设更多学校和医院来应对出生人口的上升。

　　上周五公布的长达20页的蓝图包括对经济的广泛改革措施，旨在使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向私营企业开放封闭行业和引入海外竞争。这一计划带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印记，附带一份由他署名的说明。即便如此，没有多少市场分析人士改变了他们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

　　中国领导人已暗示，随着改革付诸实施，他们愿意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换取更可持续的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做出的明年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下滑的预期已经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到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7.7%。过去，当领导人利用三中全会制定其他大胆经济改革时（比如1978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在后来都有所放缓。

　　汇丰(HSBC)中国经济学家屈宏斌说，他预计改革将在一到三年，而不是一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落实到位。

　　中共的蓝图设想了确保改革得到落实的几个方式。这份蓝图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将向中共高层领导人汇报工作，外界猜测这个小组将由习近平领导。在许多国家，创建一个委员会来执行另一个委员会的提议将被视为缺乏决心的迹象。但分析师说，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

　　渣打的王志浩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汇报工作的中共领导的委员会就曾承担实施改革计划的责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杜大伟(David Dollar)说，上世纪90年代，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也曾扮演过执行改革计划的角色。

　　中共的计划还说，地方官员的提拔将不取决于他们推动GDP增长的能力。现在提拔标准将包括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卫生保健和其他措施。但还远不清楚中共能否出台切实的方法量化这些标准，或是官员是否将认真对待。

　　近年来对经济进行重大结构调整的措施都失败了。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四不问题”，中国2006和2011年制定的五年规划也提出了纠正这些问题的宏大战略。

　　但在温家宝的任期内，中国经济再平衡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经济再平衡是指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多地倚重国内消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温家宝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通过大手笔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GDP增长，这种做法加剧了“四不问题”。

　　中共新蓝图设想的一些改革已经在实施，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改革计划要求建立银行存款保险体系，目前中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国务院正在考虑此事。存款保险被普遍视为让银行在存款利率方面展开竞争、并允许资本更自由地跨境流动的前奏，这些也是蓝图中确立的目标。

　　其他改革措施的步调将更为缓和。改革计划要求有关方面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没有更具体的细节，虽然中国已经在上海和重庆试点物业税数年之久。

　　征收房产税可能消除部分房地产泡沫，但额外的成本会影响到中国持有自住房产的所有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很多人同时还购买了额外的房产用于投资，从而给改革造成了强大的阻力。一位瑞银(UBS)分析师指出，2015年是普遍实施房产税“最早的可能时间”。

　　根据改革计划，国有企业将上缴更多红利，但中国声言要这样做至少已经有两年。此次中共提出了具体的目标（30%的上缴比例），也提出了具体的时间（2020年）。国有企业目前上缴的红利在5%至15%之间。这些上缴部分通常并不归入政府的一般收入，而是专门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

　　一些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官员说，这些国企及其监管者大力反对改革。

　　瑞银经济学家说，如果中国金融改革的实施速度显著快于其他改革计划的落实，则可能导致信贷量的大幅增长，而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处于信贷激增状态，当前的信贷潮看上去与最终重创泰国、韩国、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信贷危机非常类似。瑞银说，如果金融领域改革比其他规划更快实施，则可能导致更高的杠杆率，对房地产和投资的更大依赖，并很有可能给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