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注定要被载入中国史册，民间已经把刚刚到来的这一年称为“新改革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发展路线图，而2014年是实践运行全会精神的第一年。

　　全会公报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往若干次中央全会多侧重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着眼于计划与市场、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这次则提出治国理政的方略，强调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和突破。

　　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充分显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场充当“运动员”，政府则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从而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全会还全面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竞争。这样，就明确阐述了生产者主权、消费者主权、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提供了理论前提。

　　中国向市场化迈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这对纺织工业来说是重大利好，早在1997年开始的行业结构调整，已经把纺织业置于完全的市场化之中，十多年来行业发展已经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阐释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目前我们十分同情地看着钢铁行业在艰难地步着纺织行业的后尘，进行15年前纺织工业曾经的“壮士断腕”，而曾经引发“国进民退”之争的煤炭行业，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同样的局面。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经历一段总需求低温期。我们正在为30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历史垃圾还账。因为中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的严格预算制度，所以多是行政官员先决定任期内他需要实现的几件大事，然后再回过头来到各个渠道去找钱。虽然这些年中国的税收每年都有20%~30%的增长，但多是早被预支出去了。所以，中国通胀的内在本质是政府型经济，政府的过度参与导致通胀上升和民营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格局。

　　从2014年开始，这一点将逐渐而且彻底的改变。中央政府会带头并且约束地方政府进行“缩手”行动。企业将慢慢习惯着去看市场的脸色而不是看市长的脸色。

　　对于纺织工业来说，2014年也存在一些难过的坎儿，例如制造业的过剩产能问题。据统计，过剩产能真正能影响到当下产品价值构成的不过20％～30％，基础原料涨价是政府控制不了的，而这一部分在整个纺织品的价值构成中占到了70％。这方面钢铁业是一个例子，中国产能7亿吨，需求只有4亿吨，但并不妨碍国内钢价的上涨。与钢铁不同，中国纺织行业的原材料基本可以自给，而且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充分的竞争能力，内需并不是左右产业生存发展的唯一因素。

　　以目前实体经济2％、3％的利润率，与动辄两分月息的民间高利贷市场，以及收益率高达8％以上的理财市场完全不匹配，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资金就大量向资本产品走，土地和地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工资就开始倒逼着涨。各方面成本涨上去后，最后只能强硬地推动制成品涨。但这个阶段注定是短暂的，因为没有需求来承受。中国式通胀显现的最后阶段通常是对经济杀伤力最大的阶段，企业倒闭后，就是硬着陆和通缩。

　　政府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自然的经济结构调整路径，从2013年开始的财政收缩政策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过去惯用的“宽财政、紧货币”宏观调控模式将转变为“收敛财政、灵活货币” 的政策组合。财政从扩张收敛至中性甚至适度紧缩。这样货币政策结构调整的空间才可能被打开，信贷的配给制和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都可以开始放松，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经济将可能被成功导向软着陆。

　　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但是方向坚定且目标明确。追逐高利率高回报的“以钱生钱”的风险警报已经拉响，但是实体经济的好日子还要经过一段难熬的见底阶段。

　　过去一段时间，纺织实体企业已经部分异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异常复杂，温州等地的企业间原以为安全的担保融资、抵押融资，在高利贷市场崩溃后，露出千疮百孔的面目。因此纺织企业的当家人在2014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谨慎而稳重地保证企业不要在黎明前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