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阳光难以驱散笼罩在温州的阴霾，这个中国经济上著名的区域，正深陷破产潮之中。

2013年，温州各级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飙升。浙江省高院2014年1月13日通报数据显示：

2013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的破产案件数量分别为346件和269件，其中温州占据半壁江山，分别为198和153件。

而此前六年，温州各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51件，不到2013年一年的三成。

一位接近省高院的破产专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排队等候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还有接近300件。此前有媒体援引接近政府人士的话称，“中央相关机构已经将温州申报为‘破产试验基地’”。

温州中院在《2013年温州法院企业破产审判报告》中提及：

温州两级法院审结的破产案件共化解不良资产18.05亿元，盘活资产总数11.58亿元，激活土地面积数约736.22亩，激活厂房面积数约4619.67万平方米。

不过，上述接近省高院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温州的这些破产案子中大多为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周期较短的清算案件。但能够有效提高清偿率的破产重整方式，却推进得并不顺利。而那本是当地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拯救大批陷入泥沼的温州企业的一种方式（详见2013年5月23日南方周末《温州僵局》、《破产重整能否拯救温州》）。

名词解释

不同于常见的破产清算，破产重整是2007年新实行的破产法中新引入的一项制度，也是当地政府最为提倡的一种企业救赎之路，这种方式对已濒临破产的企业不立即进行破产清算，而是与债权人协商确定一个重整方案，债权人通过债权数额减让或者债权延迟到期等安排，帮助企业生存并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盈利能力。

上述报告数据显示：

2013年审结的150多例破产案件中，破产重整成功仅为10例，和解成功14例。

“温州看上去破产推得很热，宣传得很好，但是重整案件内部并没有理顺。”上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森泰公司——一家典型的“温州制造”——的重整难题。2013年6月17日，乐清市法院受理了森泰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半年后，它的命运依然悬在空中。

生产者自救
2013年12月10日，森泰公司老板胡志明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债权人未能在半年内就破产重整方案达成一致，但法院裁定，延长重整提交时间三个月至2014年3月16日。

但那将是破产重整的“死线”——一旦重整方案最终未获通过，极有可能启动清算程序，土地拍卖，设备贱卖，无形资产将不值一文。这也意味着，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将陷入利益最小化乃至权益无法实现的局面。

债权登记表显示，这家低压器制造企业的抵押、负债共计6.76亿元，债权人除少数供应商，其余以银行为主，涉及建行、工行、交行、中行、中信、光大、民生、浦发、华夏、招商、温州银行等11家银行。

对于在破产重整之路上跋涉的胡志明来说，半年来，每一次的债权人会议都令他痛苦不堪，要找到一个让不同债权人皆大欢喜的重整方案，几无可能。森泰公司破产重整也恰恰卡壳于此。

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四家关联企业森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森泰电器厂、乐清市旭华线缆有限公司、乐清市德正实业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整体下称“森泰”）“合并重整”选项被债权人否决。

两个月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提出重整方案。一周后，银行债权人寄回投票结果：全票否决。

根据律师的设计，重整方案的思路主要是“卖业务”和“卖资产”，围绕尚有核心业务的森泰电器厂和旭华线缆厂两块展开。

作为昔日乐清市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森泰电器厂计划将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和位于柳市镇外向型开发区的老厂房等资产打包引进重整投资人。

而另一家关联企业旭华线缆厂主营漆包线，属于特许生产经营产品，需求量大，但竞争者少，且政府已停止审批这类企业。故重整方案同样希望引入投资者接盘。

因此，能否找到合适的投资者成为关键。浙江省律师协会企业破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任一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目前国内的破产重整实践中，几乎都是选择引进战略投资者模式，由此使得很多法律界人士形成认识上的误区，以为无投资者即无重整。

重整方案的另一个重点落在森泰电器厂的新厂房上。方案提出，由政府收储森泰新厂房所在的32亩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住用地后，设置条件重新进行公开挂牌。由森泰公司成立新房开公司，或挂靠其他房开公司开发该地块，打造成“电子商务总部楼宇”。挂牌后楼面价大概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

至于后续开发房产的资金来源，方案提出的思路包括：由财务投资人以借款形式向房开公司借款，固定月利率不超过2%，无其他回报或分成；取得土地开发权后向银行贷款；由施工单位垫资，利息优惠。

事实上，这种依赖土地“退二进三”为企业重整提供政策优惠的方式，脱胎于破产重整发展早期的“绍兴模式”。

2008年绍兴企业华联三鑫资金链断裂时对银行负债76.7亿元，还有四家当地企业提供了21.2亿元担保，并通过互保圈将风险扩散开去。当时政府提供给担保企业的政策，即包括通过土地变性，弥补资金缺口。

但在“破产专家”任一民看来，更适合大多数温州企业的一条道路是“生产者自救”。任一民的团队曾经手三十多起破产案件，其中有五个案例列入浙江省十大典型案例，均属于企业重整或和解类型，其中既包括“投资者引进”，也包括“生产者自救”类型。

简单说，“生产者自救”就是由重整企业现有企业主、管理团队继续经营，并与债权人协商，取得债权人谅解后，豁免部分债务，但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债权人所蒙受的损失相比较破产清算也能大幅减少，由此实现各方共赢的目标。

“并不是只有‘高大上’才能立足生存。”任一民说，“一些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可以借此机会保下来，恢复良性运营，在摸爬滚打中慢慢转型升级。”

重整僵局
看起来，森泰破产重整的成功与否，在于工业用地能否顺利向商业用地转变，这其中，政府的态度至为关键。

事实上，为了提高债务的清偿率，降低地方金融风险，政府一度表达了对重整方案的支持。

2013年10月25日，森泰所在的乐清市柳市镇政府向上级提出了四项建议：政府收购土地时尽量从高评估价格；参考国有资产处置办法，允许在挂牌前暂时保留地上建筑物，挂牌后三个月内拆除；规划允许范围内，尽量提高容积率；挂牌出让前，考虑该地块的历史状况及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现状评估价格。

三天后，乐清市政府主管领导批复：在规划允许范围内，尽量提高容积率，帮助企业解困。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宗重整方案占据“地利”，本来推行起来应该并不困难——几年前的乐清市土地规划，已经将这块土地纳入商住用地范畴。

与此同时，一家城商行也对重整项目表现出了兴趣。

该城商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森泰公司及控制人胡志明做了较为深入的尽职调查，认为企业主“很讲诚信”，企业主的人品和企业自身都“值得信任”，总行已同意对重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需要多少资金规模，我们可以配套。”上述副行长说，“在不违反银行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希望尽可能帮助有潜力的企业东山再起。同时银行也能获得利润。”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待政府拿出土地收储和出让的评估价格时，政府的态度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至今距离主管领导批复近三个月，本该政府交出的土地评估价格依然悬而未决。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称，政府方面“还没有下定决心”。森泰的破产管理人律师胡金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迟迟未能给出土地出让评估价格的一个原因是，“政府要求银行先解除查封，银行要求政府先给出价格”。

政府方面认为，在土地解封之前，“没必要定价格”。银行方面则担心，一旦土地被政府收购，而出让价格又定得过高，债权人所能得到的清偿率无疑将大打折扣，甚至森泰公司可能因价格过高无法摘得土地。

“银行的担心有其一定道理，但政府迟迟不愿给出评估价格则耐人寻味。”一位熟悉破产业务的温州当地律师说，“政府方面理应了解出具评估价格的重要性，或者政府内部对方案存有争议。”

2013年11月21日，以供应商为主的债权人上书政府，要求“土地出让金收入部分参照农村安置留用地收回国有挂牌出让方式，返还森泰70%以上，或以拆迁补偿的方式按评估价返还土地出让金”。

债权人在上书中提到：据破产管理人透露，政府将以每亩100万元左右予以回购，再以每亩1000万元左右挂牌出让，32亩土地相当于需要缴纳3亿元土地出让金。债权人认为，“该建设项目历时2年，所产生收益甚微，重整目的根本不能实现”。

可资对比的是，据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定国介绍，此前颇受外界关注的信泰集团（其掌门人胡福林因投资光伏失败2011年出走美国，最终引爆“跑路潮”）重整方案同样采取了“退二进三”思路（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信泰集团位于瓯海区的120亩土地 在“退二进三”后,补交土地出让金为3亿多。由于政府的政策优惠，信泰仍未上缴这部分土地出让金，可以等商铺出售资金回笼后再行支付。

截至发稿，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将近，政府仍然迟迟未能提供土地评估价格。

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方案草案中写道：“现因为政府挂牌出让及收购价格不明确，导致该套方案无法确定。因此，管理人计划将依法予以处置。”

这意味着，这块土地或将被拍卖，而债权人因此所能获得的清偿率将大为降低。

最大的阻力
令人意外的是，不少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在温州企业的破产重整道路上，银行债权人常常是最大的阻力之一。

一位接近案件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森泰提出的重整方案为例，重整方案可使债权人受偿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如破产清算受偿比例仅为百分之三十左右。“但在方案表决时，银行的代表说只能投反对票，原因是‘破产清算受偿多少他们没有责任，重整方案虽好也须最上级银行批准’。”

“明知可以重整的方案，怕承担责任宁愿舍弃。”上述律师感慨，“如此的金融制度，岂不哀哉！”

银行反对重整方案的另一个理由是，走诉讼程序可以更快核销坏账，而破产重整动辄一年，不利于业绩考核。

森泰破产管理人对此颇为头痛。“搞不清楚银行的态度。其他破产案件里银行也是这样，表决不是很积极。”破产管理人泽商律师事务所主任、温州律协破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徐宏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跟银行沟通比较困难，我们作为破产管理人只能按程序走，走到什么样再说。”他说，做森泰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原因之一，森泰债权人以银行为主，银行极为强势。同样由泽商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信泰重整案，15亿的债务规模中，银行债权只占到两成。

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政府的介入力度”。徐宏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跟银行上级做好了工作，他同意就好推进了”。

“政府参与破产重整，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银企之间搭建一个讲道理的平台。”任一民说，“企业主跟银行协调，银行高高在上，政府参与进来，地位就能拉平等一些。”

事实上，银行并非想象中的“铁板一块”。跟金融机构的斡旋，考验的是破产管理人的经验与智慧。

在任一民经手的数十个案例中，银行债权人最终几乎都同意了重组方案——

对于有财产抵押的银行，可以考虑谈转贷方案，如通过“借新还旧”等方式解决银行年度考核问题，也可考虑设立融资平台出面贷款，破产企业资产提供抵押担保，也可以采用投资者收购、担保等多种方式。“可以有多种谋划，关键是事先考虑周全，并注重预先沟通，达成共识。”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也可以考虑设计多套偿债方案：譬如对于注重效率的银行设计一次性清偿方案，早日实现债权，但清偿率相对较低；对于注重控制损失的银行设计分期清偿方案，清偿率可相对较高，各取所需。

任一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曾经有一个破产重整案子，最初几乎所有银行债权人都要求快速实现债权，以完成年度核销，但到真正行使选择权的时候，“十家里八家选择了分期”。

选择一次性清偿的主要是国有银行，及少数年底“正好有指标要求”非国有银行。“像宁波银行这类上市非国有银行通常会非常理性，一般都选择清偿率高的方案。”任一民说，“这种差异感非常明显。”

徐宏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森泰的破产重整的难点在于，整个案子相关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所指便包括森泰的互保企业。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政府态度暧昧，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需要顾及互保企业的诉求。

2013年12月初，就在森泰破产重整案陷入僵局之时，两家互保企业向省政府、市政府提交报告，要求彻查森泰“逃废债务”行为，主要指控是森泰公司存在大量“账外往来资金”。根据担保法，如果罪名成立，两家企业将能免除代偿责任。

12月下旬，省里派出调研组，到森泰及两家互保单位了解情况。

“现在政府也是做好两方面的准备：没有逃废债务，支持重组；如果有，坚决打击。”乐清市金融办主任庄志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4年1月初，在破产重整方案延期阶段，破产管理人开始重新审查森泰过去数年的财务账册，核对资金往来。

事实上，在森泰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公安局经侦大队已先期进驻过森泰。

“上一次经侦介入，是查近一年以来的财务，没有发现有逃废债务的情况。这次是查全部的账目。”庄志斌解释。

森泰一面被查，一面焦急等待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的结果。而当地不少企业也正等待着森泰破产重整案的最终结果。

“很多企业现在苦于到底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找不到方向。”乐清当地一位律师说，“面对卷土重来的企业跑路，温州当地应该多借鉴省内周边地区的成功案例。如有必要，也可以‘申请外援’。”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