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阶段,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首次《政府工作报告》受到广泛关注。其中透露出中国决策层希望通过释放改革红利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推动改革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诸多改革措施也在沿着“三中全会”市场化框架推进。
然而纵观全报告,笔者也不免产生三点疑惑,一是经济增长目标反复权衡后仍定位于7.5%,这一增速恐怕一季度便要触及。挑战就在眼前,改革红利释放之前,如何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改革目标?二是受房地产市场分化、去产能形势严峻以及地方政府考核方式转变的影响,如何防止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导致经济失速的风险?三是财税改革方面,房产税与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或被推后,一旦财税改革慢于预期,是否会出现由于改革缺乏协调性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首先,7.5%增速能否和结构调整并存?
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市场上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保持在7.5%,滑落此区间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另一种则认为应该下调至7%或干脆放弃,毕竟改革需要承受一定的阵痛,维持较高增速的GDP目标会导致政策受困,压缩改革的空间和力度。
然而,最终定位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让改革激进派大失所望。而在笔者看来,这似乎也凸显出新一届政府在稳增长与调结构关系上面临着艰难平衡,经济结构转型说易行难。
在笔者看来,决策层维持经济增速目标不变主要用意是保就业与提振市场信心。但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考验似乎就在眼前。例如,新年伊始,PMI持续走低、发电量回落、工业品价格与产量双双下滑等,一季度GDP可能已经接近政府增长目标下限。
而释放改革红利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克强经济学是否仍会保持“不刺激”的内涵?中期改革目标与短期增长目标如何平衡面临考验。
其次,投资下滑能否承担起“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增长目标为14.5%,与去年持平,显示决策层对消费保持稳定仍有信心。外贸增速目标定调7.5%,虽比去年下滑了0.5个百分点,但进出口增速预期同时下调相互抵消,净出口对GDP贡献的变动率也有限。值得警惕的是投资,发改委预期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从18%下调至17.5%,去年则是从16%上调至18%,这一升一降的变化显示今年投资或在三驾马车中最具不确定性。
尽管投资目标已经调低,但在笔者看来,以下原因或将导致投资有跌破17.5%的可能。例如,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投资目前正面临产能过剩与资金压力,预计短期内难有好转迹象。占到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的是房地产投资,而今年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如今二三线城市房价回落势头已也凸显当地房屋库存压力,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
基建投资一直被寄予厚望,这部分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也增加到4576亿元,比去年增加200亿元。但这部分投资与地方政府动力关系紧密,伴随着干部政绩考核对GDP指标的淡化,对政府债务考核的严厉,官员执政的模式的改变是否会影响这部分投资?即便今年基建投资能够有所提升,笔者也疑问仅靠这一项能否实现今年稳投资进而稳增长的作用。
最后,财政改革进展缓慢,是否影响改革的协调推进?
财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被笔者认为是今年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而从报告的描述来看,今年财政改革的推行步伐仍然谨慎。例如,就房产税方面,表述为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这意味着今年房地税的铺开可能性很小。
而就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今年的任务仍是“抓紧研究”,“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言外之意,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的理顺短期内很难破局。
如果财政改革慢于预期,笔者担忧可能会影响其他改革的协调推进。例如,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报告提到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而在笔者看来,资金是决定城镇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通过财税改革来实现。
此外,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方面的表态则十分明确,重点包括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与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等等。而正如笔者早前专栏《中国金融改革五大矛盾》中所谈,当前金融改革与国企改革、财政改革等配套改革存在步调不一致,比如大量预算软约束企业仍然存在、贷款主体选择与价格定价难以市场化等等,如果未来仍难以扭转金融改革超前、财税改革缓慢的局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加快,旺盛的资金需求推高利率价格继续上涨,反而进一步挤压中小制造业企业生存空间,为今年宏观经济带来较大风险。
总之,李克强的首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改革促增长、放权、民生、生态等,显然切中要害,也不避讳问题和困难。笔者的三点疑惑,希望可以在此后的议讨论中得到一些答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