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许多学生认为听课不是强制性的。所以，那些不能让学生有启迪或愉悦之感的老师，可能要对着空教室讲课了。有个学生存心使坏，计算一门课开课时的出席率与结束时的出席率之间的比率，以此来衡量老师的授课表现。得到最高分的是一位讲授一年级《国民收入核算》课程的倒霉老师。

　　现在很少有大学开这门课了。大学都开始响应——或者说迎合——学生的偏好，于是经济学的课程设置有了变化。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变；国民收入核算对于经济统计仍十分重要，进而对经济政策十分重要，但如今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再像以往那样透彻了。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里，勇敢尝试再次让这门学问变得更易于理解，甚至更有趣。

　　经济学家们谈论经济增长时，他们是在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外行对GDP的批评经常建立在一条无可争辩的结论之上，即人们的生活中除了经济、有形产品，还有更多其他东西。GDP忽略了主要由女性完成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在计算价值时，GDP将战争支出和医疗护理支出同等对待。GDP在记录环境遭到的破坏时，仅仅计算实施破坏所耗的费用，然后又计入清理环境的费用。GDP不能体现出，我们的幸福感有多大，或者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有多大。

　　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没说到点子上。GDP是有关经济生产成果的一个衡量指标。生产潜力利用得如何是一个重要议题，但它是个不同的议题，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经济问题。批评温度计，说它不能指示我们是否感到舒适，这样的批评是蹩脚的。不过，GDP并非温度那样的物理事实，而是人为构造的指标。把GDP作为指标只是一种习惯，而且主观。我们应当问一下，对于GDP旨在衡量的对象而言，GDP是否是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

　　GDP衡量的是总值，所以没有为衡量减值留有余地。当存在大量的短命投资（比如在IT领域）时，如果把这类投资支出包含在投资项下（美国人喜欢这么做），那么产出会被高估，而如果把它视为亏损而核销（欧洲人喜欢这么做），那么产出会被低估。计算GDP时使用的是不变价格，但当你提到一份软件的不变价格时，所指的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约定俗成对你得出何种答案有重大影响。

　　GDP衡量范围限于国内，所以衡量的是一国境内的产出，无论是由谁生产的、或为谁生产的。“总值”与“国内”的概念，意味着特定年份的GDP等于产出总值减去经营成本。所以资源生产商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更富有。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即，“独立苏格兰”(Yes Scotland)运动已（正确地）指出，如果适当划分石油收入的归属，就会看到如今的苏格兰应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以人均GDP衡量）；但如果苏格兰人认为这个计算结果表明独立会令他们更富足，那么他们就想错了。

　　国民收入核算不适用于金融服务业。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金融服务业所报告的产出大幅增加。这一荒谬结果的出现，是因为金融服务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平均贷款利率和借款利率之差的影响，而当时两者之差大幅升高。当有人深信不疑地提到金融服务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时，你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理解“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FISIM)”这个深奥难懂的概念（别问它是什么意思）。只有深藏在国家统计局里的少数人才理解。这个问题使人对危机前后所报告增长率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一度令我非常困惑的是，金融行业这么多经济学家竟在不知GDP为何物的情况下，预测并讨论GDP。我后来意识到，市场专家的工作不是预测GDP，而是预测统计局公布的GDP将是多少。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过，现实终将浮出水面。在爱尔兰，我所描述的几乎所有问题加在一起，使该国从GDP角度看比实际上更加富足。由此产生的自大，则使该国陷入本不必要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