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史正富 

　　——试探未来中国的超常增长

　　中国过往30多年的发展堪称超越了常规市场经济逻辑的奇迹，这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了。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再创新的奇迹吗？比如说，以2010-2030年的20年计，中国还能取得平均8%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吗？

　　当然，许多人觉得没有必要讲究GDP增长率了，更多人相信8%以上的持续增长已经不可能了。毕竟，高增长代价太大，减速是必然趋势。

　　因此，问题在于：继续8%以上的高速增长是否必要？是否可能？高增长可能是环境友好、结构合理和没有后遗症的吗？

　　（一）

　　再续20年的高速增长是否必要？是否重要？

　　很少有人真正但对经济增长，人们真正反对的是高速增长伴生的种种弊病，从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到社会风气和官场腐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实，这些弊病和增长速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增长过程的历史阶段有关。即使不说这些，如果中国能找到减轻上述弊病的高增长，或者说，如果存在着一种新的独特增长方式，能通过优化结构、保护环境、改良分配、净化社会，不但实现高速增长，而且不留后遗症，为未来更长久的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奠定万世基业，你还会认为高增长不好吗？

　　高增长与时下普遍接受的中高速增长，一年不就差了两个百分点吗？它真的那么重要？是的，一年两个百分点，差别不大，但积累二十年呢？就差45万亿了。简洁点说，2010年的GDP是40万亿元，如果中高速增长6%（前10年平均7%，后10年平均5%），2030年的GDP总量将是141万亿元；如果每年快2个百分点，达到8%（前10年9%，后10年7%），则2030年时的GDP总量将达到186亿元，这最后一年的两者之差为45万亿元，20年累计之差为371万亿元！这是一个天文量级的GDP吧？想想它能代表多大的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生态资产以及环境改善！

　　况且，时间不等人。国际上，留给中国的正常发展环境还能持续多久？

　　（二）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真的能够再续20年的奇迹式增长吗？特别是，未来的增长必须是环境、结构、分配多个方面没有后遗症的可持续增长，这还能是8%以上的高速度吗？

　　是的，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中国，那结论肯定是：不可能！因为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从来没见过此事；况且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连过去30多年已经发生的中国奇迹都无法解释，遑论展望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发展了！

　　但是，中国如果透彻了解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增长的机制，那么就不难发现，找到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道，不但完全可能，而且正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

　　让中国从西方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说起。回顾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历史，可知其增长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周期性经济波动，即经济的增长过程是经有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些阶段的交替反复来实现的。为什么如此？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及之后，经济学大体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揭示经济周期的发生。

　　从供给方面说，储蓄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当投资增长时，就业、消费与总需求相应扩张，推动经济上行。但是，投资与增长的实物要素供给能否保障呢？储蓄与投资的实施必然涉及能源、材料、厂房、设备这些物质生产要素的追加供给，涉及劳动者这一人力资源的增加。因此，这两类实体生产要素供给的充裕程度制约着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要素供给越丰裕，在投资扩张发生时要素价格就越不容易跟涨，则投资扩张的力度就越强，扩张的阶段就越强，反之则相反。关于要素供给条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诸多经济学家早就有论述。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最早关注的是土地，提出土地稀缺、地租与工资随经济增长过快上升，从而导致增长减退。诺奖得主刘易斯则侧重劳动力，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增长时工资不会响应跟涨，从而有利投资回报，实现经济起飞。而70年代欧佩克人为控制石油供给，推动油价大涨，竟然造成世界性经济滞涨。正反两面均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由要素供给丰裕程度决定的。诺奖得主索罗提出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Y=F（K，L，T）就是把经济增长与要素供给两者用函数关系确立下来而已。

　　从需求方面看，供给与需求的互动构成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也就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些阶段的周期性循环。简单说，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阶段，随着投资与就业的增长，消费及总需求也会增长，但是由消费与投资构成的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日益慢于总产出供给的增长，其中，消费需求虽然随着工资收入提高而提高，但是消费增长通常慢于收入增速（即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致使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即消费不足；同时，在投资方面，则因生产要素需求快速增加和要素价格更快上涨，从而投资成本（包括利息）较快上升和收益率下降，致使投资动机减弱和投资需求下降。当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双双下降时，即总有效需求不足以吸纳总供给，繁荣就终结了。此时繁荣阶段扩大了的产能形成过剩，产生了供大于求，价格下降，通过所谓乘数-加速效应放大，在部门间形成连锁反应，引致全面通货紧缩，于是经济整体上从繁荣转向危机或衰退。但是，衰退一旦结束，便为新一轮复苏与繁荣准备了条件。在衰退与萧条期，众多企业倒闭，产能锐减，同时，要素成本大降，在危机中保住实力的企业或是经过了并购，或是强化了管理与技术创新，并随着存货逐步出清，而再度活跃，逐渐增加投资与就业。由此开始向上的乘数-加速器放大机制发生作用，推动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

　　可见，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是市场逻辑内生的孪生兄弟，周期性衰退是市场经济常规增长方式与生俱来的产物。自英国工业革命把欧美经济带入“现代经济增长”历史进程其起，经济周期便如影随行，不离不弃。正因为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作为化解经济周期的政策基础，得以发展起来。但实践表明，凯恩斯以来的多种宏观政策都还无法解决周期性经济衰退的问题；他所改变的只是经济衰退的形态而已。有趣的是，每当现代市场经济经历较长一些年份的繁荣之时，总会有人，包括政治家、学者、评论家，跑出来宣称“经济周期的终结”；但每一次出现这类短视的喧闹后不久，危机便会如期而至。最近的例子就是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借互联网之功，格林斯潘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护佑，连续八年强劲增长，一时引发种种盲目乐观的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经济已宣告经济周期的消失。结果，不久，就发生了2002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纳斯达克股市崩溃，一口气从5048.62点跌至1108点，埋下了日后美联储转向房地产实施信用扩张的种子，直至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未能康复。

　　每次经济危机带来的都是现有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在古典形态的经济危机中，过剩产品遭到倾销或者浪费，过剩产能遭到闲置、毁损或者废弃，从而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但是，在现代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宏观扩张性政策与金融市场的泡沫制造能力相结合，极大地拖延了危机爆发的时间。其结果是，当泡沫最终破灭，危机终于来临时，社会经济面临的是更为深重的打击。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中互联网泡沫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毁于一旦，多少产业投资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这就是背后的根本原因。而当泡沫破灭、产业衰败之时，也是全社会遭殃之时。

　　简言之，导致繁荣终结、衰退开始的力量，一是供给方面，繁荣带来要素成本上升，二是需求方面，消费增长滞后于收入增长；两者互动造成利润率下降，致使投资下降从而形成总的有效需求不足。由此推论，若想拉长经济繁荣的时间，弱化经济下行的力度，就必需找到克服上述两大周期性下行力量的办法，也就是找到总量有效需求和重大要素供给两者同时可持续增长的“道”。然而，这是当代经济学尚未解决的市场经济的内生难题，也正是中国新一轮超常增长战略的关键。

　　（三）

　　的确，解决好总量有效需求和重大要素供给的可持续增长之道，就是找到了超越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超常增长之道。

　　何谓超常增长？顾名思义，就是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常规增长的新型增长。如上所述，市场经济中的常规增长包含了市场震荡的周期循环，它的长期增长率是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不同增长率的平均数，它的特征是繁荣阶段的生产力过度扩大与衰退阶段的生产力过度毁损的交替发生，而其背后则是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内在矛盾，即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与一般社会需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既然资本的生产目的在于利润，没有一定的利润，资本积累与投资之火便会熄灭。二战的军事技术产业化开辟出新的创业市场与利润空间，带来了20多年的战后黄金年代。但其后果则是新一轮的资本与产能过剩。80年代起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扩大了全球市场，又提供了过剩资本，从而使美国选择了用世界性过剩资本支持美国福利、用美元发行支持全球经济扩张这样一种战略，暂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之上的宏观过剩，但在长期中却又积累起全世界都无法承担的生产过剩的重负。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企业淘汰，结构失衡，全球经济陷入僵局。如果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局。

　　因此超常增长的关键在于，用超越市场逻辑的方式将未能满足的社会合理需要转化为拉动增长的有效需求。但是历史警示中国，超越市场逻辑的发展推动有可能导致市场扭曲、效率低下和经济停滞的困局。苏联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最终失败，是一极端案例，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压制了市场，最终也教训惨痛。因此，找到某种既超越市场逻辑、又不扭曲整体市场机制的方式，就成了能否实现对市场经济的超常增长的关键。而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机会：①人均GDP正处在“中等收入”范围，民族复兴与人民福祉仍需长期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外重大挑战格局下，这种增长尤为迫切；②中国增长所需资本非常充裕，按过去年30多年的资本产出比均为4，即每4元投资可产生1元GDP，现在年增长7.5%左右所需要的投资率只需要约30%（7.5%×4）；与实际储蓄率（约45%）相比，每年有的过剩储蓄要高达GDP的15%左右，按目前GDP规模约60万亿计，那就是9万亿/年的储蓄过剩。即使扣除境外购买，着仍是天文数字。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限制下，为这么庞大的剩余储蓄找到投资机会，是一严重问题。③但投资的物质条件，即广义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比如生态资产急需修复与补充；能源结构必须从高污染的煤和高依赖进口的石油转变到自主、清洁的新能源；数亿“农民工”需要经过系统培训转变的专业-技能型劳动者；包括前沿科技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技术资产有待尽快积累；提供全民财产性收入的长效资产需要布局。总之，关系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资源、资产、要素方面存在天量的投资需求。

　　如果把上述三点挑战统盘考察，马上就会发现解决方案就在眼前：把巨大的过剩储蓄与过剩产能引导到对广义生产要素的同样巨大的长期投资上去，也就是，激活本来被闲置的增长潜力去满足中国面临的发展与民生需要。那么，宏观有效需求不足与广义生产要素短缺的双重困局就同时解决了！

　　这种解决国家长期发展瓶颈和提升长期有效需求的投资可以称之为“新基础设施投资”，它生产性地利用本来过剩的储蓄，经由超常规投资，既在当前化解产能过剩，又形成支持长期发展与民生的战略性基础资产，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抬高长期增长率。
　　新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宽广，举例如下：

　　如生态资产与生态中国：①水：通过“西水东调”等多种方式，至少增加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给；②土：通过造地及整地，至少可新增可用地2亿亩；包括与“西水东调”结合在陕-甘-内蒙等地区的流域治理，与南疆太阳能开发/咸水改淡和人口增加相结合的大规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③沙：通过南疆开发与西部造林的战略行动，有效控制和减少沙漠面积；

　　如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新一代核能和10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缩小煤电规模和减少“煤基污染”；

　　如技术资产与产业升级：通过国家研发体系建设，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商用生产上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和中国创造；

　　如人力资产与共富中国：通过央、地、企合作的培训体系，打造亿级的德国式专业-技能型劳动者合作队伍；开发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如民生资产与民生中国：通过亿套级社会保障性住房、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和全民财产性收入所依托的长效资产（有稳健现金流的长期资产）的布局，对冲当代市场经济中新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如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可知新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解决要素瓶颈、升级产业结构、经济收入分配等多重机制，有望在常规增长之上，提供额外增长，实现中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的超常增长。按照世行与国发中心联合研究报告的估算，至2010-20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可在6.6%。这一估算与国际上大多数的预测相一致，而其前提都是在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及城市化。现在加上本文所说的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额外增长1.5个百分点，则未来20年增长率将能保持8%，而前一个10年应该更快些。可以说，把现有的产业升级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扩展为包含新基础设施投资的新三架马车，则新时期的超常增长就是完全可能的！可以图示如下：

　　（四）

　　但是，谁来从事上述新基础设施投资？

　　鉴于新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单纯市场与单纯政府都难于承担，我借鉴本人从事股权投资行业的经验，给合对中国金融产业现状的认知，提出建立“准市场型国家发展基础资产投资基金体系”，或者简单点“新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体系”。

　　首先，上述新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超大，周期很长，涉及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关系处理，故单纯市场性的企业不可能有此投资意愿与操作能力。同时，单纯政府财政出资也行不通，因为财政超额支出如果过大，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反过来挤压常规市场投资，从而抵消财政投资的正面作用。这里的关键是：新基础设施投资在提高当前有效需求时，对市场机制影响“中性”；在实施过程中，不对财政赤字造成重大影响，且能形成企业正常的收入和利润；在其年度使用中可以不在乎短期投资回报，但在长期过程终点则能形成有效的资产和收益能力，从而最终回归常态，融入市场体系。

　　为此，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设立与运行方式就特别重了。它的定位应该是融合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正能量，避免各自的缺陷，具体说，它应是担负国家战略使命、依托国家信用、面向市场规范运作的准市场型基金体系。其要点是：在基金下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特许投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包括面向国际投资者的债券市场）向国内外募集资金；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

　　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战略基金募集方式把社会过剩储蓄直接转变成对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把本来可能流入虚拟金融市场的资金引入实体经济，形成外生于市场而又融入市场的长期额外有效需求。基金由国家引领，但是按市场规则运行；资金有国家参与，但又是规范地从市场募集；团队受国家指导，但也按现代人力资源模式形成；投资风险与回中有国家行为的影响，但更是基金出资人承担。总之，它不是国家财政或国有资产的概念，而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准市场化金融创新。它将从根本上化解常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矛盾，从而大大提高市场运行的效能与效率。

　　而且，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的投资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只要基金运行达到中等水平（而不是优良），则跨越几十年的数十万亿的投资，将开辟出一个史无前例的长期稳健的投资机会。这不但会再续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而且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历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