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长让位于改革已是高度共识，中国领导人也曾在各个场合表态今年7.5%目标其实可上可下，并非绝对目标。如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欧洲会晤时表态，只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增长目标正逐步淡化，且今年GDP跌至目标以下已是大概率事件，明年是否有继续给出GDP目标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其实显示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之际，一定的预期引导对于各级政府制定规划，配合宏观调控都有指导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定底线而非中间预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未触及底线政策可以更多地让位于改革；鉴于明年海外经济不确定较强，同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定底线避免了预期混乱与政策频繁波动，是保增长与促改革的两全之策。鉴于中共十八大已提出到2020年GDP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笔者建议明年GDP底线目标可降至6.7%。

　　有没有必要继续给GDP目标？对于制定增长目标的必要性目前引发了不少讨论，质疑者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改革需要更多的空间，定增长目标可能会制约改革。毫无疑问，部分改革确实短期而言对增长有负面影响，比如淘汰产能过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等等，因此改革步入深水区需要容忍一定增长的下调，否则改革恐怕也将不温不火，难以有效推进。此外，以往过度看重GDP目标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甚至地方政府无序投资的增长模式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第二，从今年增长目标实行情况来看，7.5%的目标恐怕难以保住，目标可上可下，指导意义逐步淡化。可以看到，尽管今年年初增长目标被定于7.5%，但不出意外，今年GDP最终将会跌出这一目标，社科院最新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认为今年GDP或将回落至7.3%，IMF早前将中国经济增长从7.6%下调至7.4%，而在笔者眼中，情况或许更加悲观，今年接近7%的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这样的情形在以往历史上较为罕见，1994年至今，仅有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回落至7.8%，低于当时目标，而虽有也引发下一年GDP目标从8%下调至7%，其余年份最终增长均在目标以上。

　　第三，GDP数据曾多次遭到质疑，特别是在高频数据不佳之时，GDP大幅高于预期是有先例的。例如，今年一季度GDP增速7.4%，便超出当时市场预期；一旦仔细观察，笔者发现同期GDP平减指数大幅下滑（从去年四季度的1.7%回落至0.4%），令人不解。平减指数是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与物价走势相符，很难解释为何短短一季度商品与服务价格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当然，技术性的争议没有止境，也难于评论。但若是由于达到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被高估，数据发布方又频频遭受外部研究人士的质疑，这种现象其实体现的是目标制定本身的尴尬，值得反思。

　　如此看来，以往的GDP目标是否合适确实需要探讨。但即便如此，笔者也并不认为明年应该取消目标的制定。以往经验显示，给予GDP目标有引导预期的作用，便于各级政府制定决策，如税收目标制定，宏观政策方向调整等，效果不错。此外，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尚待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方兴未艾，过早取消GDP目标并不成熟，并容易造成下级政府预期混乱，或者不作为，不利于增长的稳定，缺少平稳的外在环境也难言有利于改革。在笔者看来，应对之法莫过于改进目标，使之更加完善。

　　那么，明年GDP目标定在哪里合适？又该如何改进，目标多少合理？在笔者看来，引入底线思维或是两全之计，即在明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政府对增长的底线传达给市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策频繁波动，为改革争取最大空间，也可以起到预期引导效果，让各级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那么，底线在哪里是值得探讨的。从技术角度而言，考虑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根据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确定底线。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预计，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于“十二五”的7.6%。笔者尝试用传统的HP滤波方法，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同样证明了中国GDP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的结论。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采取谨慎尝试的方式或许更具有可操作性。近年中国增长从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进而降至7%左右从未出现，可以根据不爆发大规模失业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底线，谨慎尝试。例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便提及7.5%的增长目标是兼顾新增就业、消化产能、避免债务危机、地方政府财政等诸多因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笔者看来，即便当前经济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观情况也未出现，为明年调低目标提供了依据。

　　当然，更多地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充分细致地展开。鉴于明年海内外经济环境比较复杂，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增长底线下调可以更加大胆一些。

　　海外方面，尽管欧美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不确定性仍然较强。例如，美国经济数据时好时坏，依靠货币宽松助推的增长复苏，如今突出的表现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恢复，结构改革进展实则缓慢，包括制造业占比仍然较低，医疗改革突破有限，贸易逆差与低储蓄等未发生实质改变，相反资产价格上涨推升了财富差距增大，反而是不利的。整体上而言，笔者认为，美国有重走格林斯潘老路的风险。

　　而欧洲方面，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欧洲有日本化趋势的风险。这不仅体现在通缩风险与长期增长停滞，更多的体现在供给方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化、体制弊端导致的长期竞争力不足、福利居高不下等问题。更加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相比于单一制国家，欧元区在协调政策方面力不从心，德国央行与欧央行在抗通缩方面的各有需求；不同利益诉求下，笔者预计，欧央行量宽的力度也将低于预期，欧元区日本化的趋势恐难避免。

　　同时，日本“安倍经济学”也遭遇挑战。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环比年率下滑7.1%，降幅创2009年第一季度新高。年底之前仍有决定安倍经济学能否有所成效的多个关键点，如9月的内阁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扩大超级货币宽松规模、明年日本是否再次上调税率等等。此外，乌克兰、北朝鲜等政治风险，也将对明年海外环境造成不确定性。

　　反观国内，改革的加速推进也需要更多的空间。可以看到，作为重中之重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预算法》的修改已经通过，关于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也被改写，落实是个关键。同时，预计房地产税立法也不会拖得过久。不难设想，一旦上述改革落地，短期内对以往地方政府投资模式带动的增长可能会造成冲击。如果增长横线过高，难免会束缚上述改革手脚。此外，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与难度同样不小。如果明年增长设立底线，而非预期目标，才可集中精力攻关改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落实改革与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需要在设定GDP目标中引入底线思维。考虑到未来几年要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明年GDP底线目标降至6.7%是可以考虑的。虽然6.7%目标低于当前市场预期，但由于其并非预期目标而是政策操作底线，若大部分时间增长在目标以上，宏观调控政策便可以减少动作，为改革创造相当大的空间。而一旦目标有跌破风险，也可迅速行动，而市场预期一致，也会有力地避免延误最佳政策时机。如此则目标清晰，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引导预期层面，都能起到不错效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