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概念正在国内迅速升温。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一带一路”规划基础上，中国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和发展计划。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盟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4年10月24日，中国推动、包含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代表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战略安排被有关机构归纳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对于马歇尔计划，了解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人都不陌生。这是一个旨在帮助美国的欧洲盟国恢复因为二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扩张的计划，它的官方名字是“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有力推动了战后西欧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而且构建了二战后的两极世界格局，其深刻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智囊型官员，尤其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后者正是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始作俑者。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投资迅速增多，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借鉴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在中国开始逐渐出现。2011年，在长期跟踪研究非洲近十年之后，安邦（ANBOUND）的智库研究团队提出了“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的系统战略构想（《战略观察》第293期，2011年6月14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以金融战略来推动人民币和中国商品走向非洲。在此框架下，安邦（ANBOUND）建议中国政府推出十年4000亿美元的对非洲投资和援助计划，从人民币输出、对外投资、转移产能、能源与矿产战略、输出商品、国家软实力建设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了未来中国在非洲发展的战略框架。

　　“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实际上是智库机构进行战略研究的标准案例。安邦（ANBOUND）智库团队完成此研究后做了有限的推广，但坦率而言，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引起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至少作为体制外的独立智库，我们没有看到政府机构对此的公开肯定和接受。这种遭遇其实并不奇怪，对智库而言，由于研究的前瞻性，有时候社会和决策部门接受相关结论往往需要不短的时间。在近四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带有一些欣慰地看到，安邦（ANBOUND）智库在“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中提出的战略构想，正在不断地被借鉴、接纳，最终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

　　发现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对它们进行研究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这是现代智库机构最经常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例子是安邦（ANBOUND）的跟踪研究历程中还有不少，比如安邦（ANBOUND）在近七年前提出“后土地经济”概念，对中国摆脱“土地经济”模式发展经济与城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和建议。这一研究在最初几年内也未受到过多关注，但近几年宏观调控之后，“后土地经济”已经逐步为广大的国内市场机构和投资者所接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　　当代，一个专业的决策咨询研究往往都离不开智库机构。就中国而言，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多种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现实，智库机构应该发挥更大的优势。专业的决策咨询机构，应该以智库（尤其是独立智库）作为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