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制造”仍是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重要标签。无论是闲逛纽约的大街，还是走在印度的街头小镇，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影子。而如今，受全球经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一些国家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想法。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出于成本等因素考量，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基本不可能，但高端技术产业并不受此限制。在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时候，中国如何突出重围，实现“弯道超车”，值得深思。

　　“中国制造”早已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产品的标签。以美国为例，美国服装和鞋履协会（AAFA）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目前97.5%的服装来自进口，其中，中国制衣工人的贡献最大。难以想象，上世纪60年代，美国95%的服装都是当地生产，曾有10万美国人从事服装制造业。

　　如今，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谋划制造业回流，一些品牌也再次以产地为噱头进行宣传。

　　据外媒报道，2012年以来，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CFDA）联合纽约经济发展公司（NYCEDC）共投入13笔、总计120万美元（约合763.8万元人民币）扶助金，意在刺激本土的时装制造业复苏。

　　然而，毫无成本优势，又无人力优势的发达国家，想要重拾传统制造业可行吗？对于品牌商而言，放着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不用，将制造工厂重新搬回发达国家真的现实吗？

　　力挺本土制造

　　在纽约经济发展公司时尚艺术总监艾瑞克·约翰逊（Eric Johnson）看来，诸多宏观经济因素导致的海外与美国的制造成本差额逐渐缩小，加之消费者对于原料、生产地的关注，令美国制造复兴有望。“不见得立竿见影，这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也许在未来3到5年内会看到成效。”约翰逊在接受《女装日报》采访时说。

　　今年2月，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与纽约经济发展公司合作推出了“纽约制造”（Made in New York），并筹集1500万美元（约合9549.3万元人民币）用于现有的时尚项目，并扶持新晋设计师。

　　与此同时，美国精品百货巴尼斯（Barneys）与Altuzarra、Thom Browne、The Row、Proenza Schouler等7家设计师品牌合作的胶囊系列正在巴尼斯位于麦迪逊大道的4个橱窗内展出。除了设计师极具话题性外，产品系列全部在纽约生产也是噱头之一。

　　为促进本土时装设计，纽约市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投资350万美元（约合2228.6万元人民币），从2014年开始着手改造，鼓励纽约新锐设计师来到这里。这一孵化空间预计将迎来约50位设计师、二三十家时尚和科技公司，包括小型打样工厂、智能穿戴研发中心、劳动力拓展中心等。具体孵化空间则包括12间私人工作室、教室、会议室、计算机实验室、工业缝纫车间等完整的生产链。

　　重振制造业一直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口号。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2011年向奥巴马提交了一份《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报告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无论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还是在提供的就业人数上，都在下滑。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7年的27%下降到了2009年的11%，提供的就业岗位从1998年的1760万下降到2010年末的1160万。

　　面对因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颓势，这份报告提出设立“先进制造业”的倡议。根据这份报告，奥巴马政府在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地设立了“制造业创新中心”，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3D打印、节能电子芯片等技术的发展，引领制造业振兴，并鼓励企业在本土进行投资，创造就业。而就在这份报告发布后不久，包括通用电气、卡特彼勒、福特等一些制造商将海外生产线迁回了美国本土，或者扩大了在美国生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曾表示，苹果打算把设在中国的部分Mac电脑生产线转移回美国。

　　但时至今日，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的现象并未出现。以服装产业为例，美国目前97.5%的服装还是源自进口。

　　回流只是个案

　　事实上，包括福特在内的美国跨国公司在使用“回流”一词上非常谨慎。福特在美国扩大生产，并不意味着将关闭在西班牙或是墨西哥的工厂。福特公关经理克里斯蒂娜·亚当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福特的行为应定义为对美国制造业的“再投资”。亚当斯基说：“我们基于客户需求的增长来安排生产布局，并致力于全球产能的优化。”她强调，中国市场是福特在未来10年增长的一个关键引擎。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查德·毛特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个案。这个判断在今天仍是成立的，至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的趋势。一些制造商把生产线从国外转移回来，这是制造商根据具体情况，在个案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他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肯定会继续，但并非所有已转移出去的生产线都会回流。制造商会对供应链及生产进行全盘再评估，比如考虑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控制产品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等。

　　而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大硬伤。美国的生产成本虽然低于欧洲，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单位劳动成本的绝对数看，美国的人工成本仍是中国的数倍。在美国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工人都已经工会化，工资要价高。以汽车业为例，数据显示，福特等美国汽车制造商支付给汽车工人工会的每小时工资和福利高达60-70美元。毛特雷告诉记者，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薪酬是7.7万美元/年。

　　北卡罗来纳州的林肯顿家具公司曾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2008年倒闭。2011年12月，该厂重新开张，雇佣了60个工人生产硬木家具。林肯顿家具厂的重新开张，被奥巴马视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一个案例。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斯·科克伦还在2012年被邀请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制造业回流峰会，并获邀参加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演说。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厂在重新开业一年之后，又因“订单不足”，于2013年1月初关门了。而当时科克伦给出的理由是，竞争不过亚洲的工厂。

　　“目前，美国的人工成本仍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要在美国生产几乎不可行。”上海一家服装制造出口企业的老板顾林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中国相对便宜的制造成本是美国品牌转投此地的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还面临另一个问题——缺乏有技术的工人。1977年开始在美国创办品牌的Orzeck曾见证过纽约曼哈顿时装区（Garment District）的兴衰。她在接受时尚新闻网站Fashionista采访时回忆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品牌将生产线搬到海外，时装区的工厂、布料店规模急速缩水，要找到真正会剪裁、懂得处理特殊布料的人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要在美国找到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新机器也不容易。曾在奢侈品牌负责生产的Atnyel Guedj认为，美国与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毫无胜算，“品牌不愿意在美国工厂的机器上投钱”。

　　而那些在“爱国”口号下行动起来的成熟品牌大多本身就在美国设有工厂。例如美国的L.L. Bean，这家以猎鸭靴出名的品牌于2014年扩建了其在美国不伦瑞克的生产基地。此外，户外品牌Filson近3年在美国开了两家新工厂，总共为288人提供工作岗位。

　　就目前看来，真正拥有国际声望的美国设计师品牌还没有将海外生产链迁至本土，在高技能劳动力和机器都缺乏的情况下，美国制造能否真正兴起，还不好说。

　　掌控高端技术

　　当然，传统制造业受到人力成本等因素限制，大规模回流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高端技术产业的回流。“本来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都是技术含量偏低的产品，真正的核心技术不会让外人知晓。比如日本，同一个品牌的同系列产品，可能会有中国产和日本产两种，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微小的核心技术，日本产只卖给日本国内的消费者，而日本产的东西价格往往也是最高的。”顾灵说。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资深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预测，对于那些劳动含量较低，运输成本又较高的商品，2015年前后会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到2015年，这些产品如果是要供应给美国市场，那么在美国制造就是“经济”的做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马丁·贝利表示，就全球制造业总体流向而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先，中国则处于中端并向更高价值链攀升，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对于未来美国制造业的振兴或者“回流”的前景，贝利认为，这取决于技术创新。而影响未来制造业的关键新兴技术，包括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叠加制造技术（或称3D打印技术）、先进设计、物联网技术、材料科学、生物技术、能源生产等。这些技术有可能提升美国本土制造业水平，但能够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仍是未知数。

　　在贝利看来，美国制造业振兴的最大障碍还在于公司税太高，以及高技能工人的缺乏。

　　如何弯道超车

　　在振兴制造业方面，相较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则提出了工业4.0概念。

　　德国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拥有强大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占据全球信息技术的显著地位。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打造智能制造的新标准，稳固全球制造业的龙头地位。包括西门子、菲尼克斯电气、倍福和库卡机器人等多家德国企业都在“工业4.0”时代全速前进。而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重创的欧洲，也希望“工业4.0”能为欧洲经济的重新崛起带来新的动力。

　　据悉，“工业4.0”战略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和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三是“智能物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得到物流支持。

　　在2015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中国和工业4.0”成为企业家讨论的热点。各国都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进行战略部署和技术攻关，力图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毫无疑问，这些领域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而对做了近30年“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何突出重围，实现“弯道超车”，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程楠指出，首先，中国对当前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低端化”现象应给予重视。

　　“在低成本优势受到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挑战，又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显得更为急迫。”中央党校教授李继文指出，中国必须调整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思路，必须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未来的生产制造是要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将使我国传统制造业能够根据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市场定位。差别化的市场将给我国传统制造业创造更多的提升空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战略传递出同样的信息：制造业仍是各国竞争的焦点。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显然不能落后，夹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往上爬。对我们这些小出口企业来说，不断学习新技术才不会被淘汰。未来的工厂可能不仅主要由智能化机器人生产，而且生产的产品本身也是智能的。”顾灵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