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立志要成为金融中心的上海现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尽管涨薪、人民币升值等等对园区里为数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影响还不算很大，但敏感的人还是注意到，那场源自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生存风暴”，正在日益逼近。

　　分布于上海市郊其他区域的不少民营钢铁、机械企业，没有那么幸运，它们中的一部分因难以应对成本上涨、经营亏损的压力，早就开始撤离上海，迁往安徽、江苏和山东等地。

　　加薪不加班

　　今年30岁的赵勇，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一家代工企业的员工。尽管这家企业名气和规模远不如富士康大，但业务模式与富士康有诸多相似之处：没有自己的品牌，产品90%以上都出口到日本、韩国和欧美各国，员工人数众多，很大一部分是一线操作工。

　　在这家企业干了7年的赵勇发现，今年以来厂方变得格外“抠门”了：金是该厂生产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现在不但其正常用量要严格管控，连废品也不放过，比如工业废水中的金要设法回收，报废的产品必须按是否含金分类，而不像以往一样称完重量一卖了之。原因是国际市场上工业用金价一直在涨，从年初至今涨幅已超过20%。

　　除了昂贵的金子外，在生产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的配套用料消耗也受到限制，连日常使用的产品包装袋，以往一直是某国际知名品牌供应商的，最近悄悄换成中国本土一个不知名的牌子，价钱据说比原来节省了三分之一。

　　唯一不同的是，公司突然很大方地给一线工人每月增发了100多元的薪水。原来从今年4月起，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960元，提高到每月1120元，上涨了160元。

　　赵勇说，占企业员工绝大多数的一线操作工，都是领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和奖金，这次大面积增加基本工资后，内部薪酬制度也随即调整，工人奖金普遍下降，抵消了一部分涨薪的压力。前不久端午节假期就只安排了少数生产线上的工人加班，管理岗位工资较高的员工都不允许加班，因为按规定厂方要发3倍的加班工资。

　　《劳动合同法》成“紧箍咒”

　　赵勇所在的这家企业，身处高科技园区，尚能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在上海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众多民营企业，日子要艰难得多了。

　　温州市龙湾区总商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季学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传统制造企业如今在上海“已活不下去了”。

　　浙商与上海曾有一段蜜月期。从1999年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一些在地方上羽翼渐丰的浙商陆续将总部迁往上海，希望借助这个全国甚至国际性的平台，大展拳脚。

　　这些浙商大多从事传统制造业。以温州龙湾区企业为例，阀门、钢铁、机械和标准件是他们的强项，在上海外环以外的嘉定、松江、金山、青浦等区县，到处都是他们的厂房。

　　季学文说，当时大家都觉得上海好，但后来现实的困境让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选择逃离。

　　一位号称“阀门大王”的龙湾区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原材料价格飞涨，现在他们只能得到极低的利润，很多同行索性关掉上海的工厂，跑到全国各地寻找新机会。

　　这位“阀门大王”说，以前温州地少人多，企业做大之后缺少发展空间决意离开，如今有些人又从上海回到温州去了，因为家乡政府给的政策更好，相形之下，上海不再是理想的投资地。

　　季学文认为，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让传统制造业厂商举步维艰，上海对《劳动合同法》执行最为严格，最低工资标准为全国最高，而上海工人除了对工资水平期望值较高外，维权意识也极强。

　　季透露说，最近走访过的一家企业，刚刚举办了一次业务水平考试，很多员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平平甚至不及格，有关《劳动合同法》的答卷能得80多分，另一家企业的员工则因为加班费争议调解不成，把企业告到了劳动部门。

　　据季学文兼职的浙商研究会近期了解，在上海的民营制造企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能维持微利运转的状态，三分之一徘徊在保本边缘，剩下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是亏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