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怎么没人跳楼啊?”陈健康最近老跟同事开类似的玩笑。虽然他们在东莞的纺织加工厂距离富士康深圳厂区不过几十公里，但小陈老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特别是加工资。“我们这个行业有哪家厂加了工资吗?”他睁圆了眼睛反问。

　　六月下旬，给十几家珠三角企业发了随机问卷，关于“富士康加薪后贵公司有否跟进”一题，全部回卷都是否定的。

　　“哪能那么快，你这不是逼我跳楼吗?3月份我们才加了一次工资。”13年前就到东莞投资的香港人刘志铭也睁圆了眼睛。对最近的涨薪潮，这位东莞骏业服装厂的总经理也是满肚子的怨言。

　　“四大利空”之一：加薪连锁反应“骨牌”

　　“我们厂怎么没人跳楼啊?”陈健康最近老跟同事开类似的玩笑。虽然他们在东莞的纺织加工厂距离富士康深圳厂区不过几十公里，但小陈老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特别是加工资。“我们这个行业有哪家厂加了工资吗?”他睁圆了眼睛反问《中国经营报》记者。

　　六月下旬，给十几家珠三角企业发了随机问卷，关于“富士康加薪后贵公司有否跟进”一题，全部回卷都是否定的。

　　“哪能那么快，你这不是逼我跳楼吗?3月份我们才加了一次工资。”13年前就到东莞投资的香港人刘志铭也睁圆了眼睛。对最近的涨薪潮，这位东莞骏业服装厂的总经理也是满肚子的怨言。

　　涨薪过快?

　　“2005年3月以前，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60元;到今年3月就变成920元，短短5年内涨了一倍。”刘志铭指着历年的工资报表说。

　　今年5月起，东莞的最低工资由去年的780元，上调到920元，相应的加班费也是水涨船高。刘志铭说，几年前平日加班费基本与正常班工资持平，周六也不算加班。但现在开始平日加班费提高到1.5倍，周六加班按两倍工资算，刘志铭说，企业的人力成本平均上涨了25%，而劳动力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所占比例，也由2005年初的15%~20%上涨到最高峰的40%。回过头看，他觉得这些年能撑过来有些不可思议。

　　面对记者的追问，刘也承认，自1997年他来东莞投资建厂起，前8年工人工资的确几乎没有上涨。“商人就是商人嘛，没有外在压力谁愿意增加成本?”刘志铭为自己“辩护”。但他觉得，5年一倍的工资上涨幅度，同样不合情理。

　　刘志铭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利润率已非常微薄，不超过2%，如果富士康加薪风潮蔓延，劳动力成本再上涨10%，企业经营亏损难以避免。他明确表示，不久前给工人加了一次工资，现在他们还没有大规模的涨薪要求，有部分熟练技术工人受高薪吸引跳槽，但仍不至于伤筋动骨。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吴永嘉表示，现在只是少数一线大企业涨薪，但其他中小厂商为了挽留员工，可能很快要被迫跟进。该机构今年3月作了一份问卷调查，发现珠三角缺工率普遍高达两成，如富士康22%的大幅加薪成为事实，对珠三角港资厂商造成的影响，会比广东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冲击更大。

　　尽管暂时未受加薪潮直接冲击，刘志铭还是对前景“非常没信心”。他说，有东莞政府部门领导向他解释为什么此次最低工资标准涨幅高达20%，理由是“去年没涨”，这也许意味着以后每年最低工资标准都可能上涨10%。刘志铭无奈地说，按这样算，他的工厂只能再撑一年。

　　还有空间?

　　长期以来，OEM(俗称代工)一直是珠三角企业的主要生产模式。所谓OEM是指按客户提供设计、规格和指定品牌制造产品。与之相对应的是ODM与OBM，前者指自行设计，由客户确认后，使用客户的品牌生产;后者是指使用自己的品牌生产销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2001年及2010年先后做过两次调查，2001年有超过73%的港企有OEM代工业务，营业额只占总体营业额的一半，而9年后的今天，这一业务比例已上升为83%，营业额占总体比例上升到56%，ODM及OBM业务的比例均缩减到两成左右。

　　此次加薪潮对单一OEM企业影响巨大，偏偏此类企业在珠三角规模最大。上述调查发现，目前83%涉及OEM业务的香港企业中，有近一半代工的营业额占据其总营业额八成以上。

　　黄海波(化名)同样是香港人，在加薪潮面前他显得游刃有余。一年前，他开始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工资每季度以10%的幅度上涨。但是，他告诉记者，其企业的员工已由最早时的2000余人，缩减到现在不足百人。

　　十几年前，黄海波与刘志铭一样，来到东莞投资了一家服装生产厂，与大多数同行一样，专注于OEM业务。2004年起，他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并将重心放在市场销售以及树立高端形象上。2006年，厂里的管理干部和工人已经缩减为300余人，同年，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服装品牌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很多中国顾客至今都不知道，这个意大利“百年老字号”的新老板，实际上是一个在东莞发家的香港人。

　　今年，黄海波部下100多号人，主要从事设计、采购、出口营销和建立国内渠道，其中包括内地及香港和国外的高技术人才，黄海波会定期给他们加工资，而后期生产早已分包给其他代工企业。

　　黄海波承认，下游合作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上涨，肯定会影响到自己，但他觉得自己属于强势一方，除了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中西部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多，回旋余地很大。

　　但如果国内服装行业工资出现持续整体上涨，黄海波也难以“独善其身”。据他估算，服装行业人力成本每增加20%，生产成本大约上升5%，企业利润下降2%左右，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难以维持，产业链的上游也会受到冲击。

　　黄海波已经拟定了基本对策，必要时可以给代工厂商加价2%，毕竟高端路线的品牌服装可以消化相应的成本。记者在该公司广州专卖店发现，一款休闲西服市面零售价是2400元人民币，但代工出厂价大约200元左右，两者价差在9倍以上。

　　潜规则仍存?

　　刘志铭并不认为面临加薪潮的代工企业已全无活路，提高自动化生产程度，尽管需要大笔前期投入，但也算出路之一。

　　刘志铭刚刚以每台人民币200万元的价格，购置了一批最新的自动络筒机，以往一台普通络筒机需配4个工人，现在新机器只需要一个工人负责，生产效率则是原来的两倍，如果按三班倒来计算，3个人能干原来24个人的活，只要配备10台新机器，此道工序上原来雇用的250名工人，可以缩减到30人左右，即使加薪，也有更大的空间。

　　他说，厂商要对市场和行业保持信心，但政府也应表现出支持企业渡过难关、转型升级的诚意，出台相应的税收、贷款优惠政策。

　　香港螺丝业协会主席、诚兴集团总裁徐炳光也表示，公司几年前从日本引进最新生产设备，减少一线工人数量，但企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很难根本改变。以诚兴东莞工厂上千名员工每年人力成本人民币4000多万元计算，如果像富士康一样加薪22%，将额外增加成本近千万元，将吃掉毛利很大一部分。

　　“我们今年接单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只能勉强维持经营，如果加薪潮持续，不排除把工厂迁到广西等工资较便宜的省份。”徐炳光说。

　　企业老板们为了维持经营绞尽脑汁，而普通工人却并不都能享受到涨薪潮的好处。陈健康所在的皮革厂是东莞本地老板开的，他向记者展示加薪后的工资单：底薪 200元，绩效 100元，全勤80元，基本工资 540元，加起来刚好达到东莞最低工资标准的920元。

　　小陈苦笑着说，按照工厂规定，一个月里哪怕只有一天迟到，180元的绩效加全勤工资就会泡汤，而基本工资是必须完成每月任务后才能领到，基本工资增加了140元，但基本任务也在增加，由以前必须完成2000件合格产品到完成2600件，实际上就等于只涨了20元。

　　“这些本地人通常有很好的政府关系，他们可以突破底线，但我们就没法做到。”刘志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