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北方新兴工业省份永福省的一个普通工业园里,中国商人杨斐浩每星期至少要接待两个以上的参访团,这些络绎不绝的访客,几乎都是在珠三角投资开厂的企业主。
杨斐浩经营的禾群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在越南已取得两个工业园区的承租执照,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这些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近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一度陷入低谷的越南投资潮再度回暖,富士康在永福省兴建的一家手机装配工厂,停工一年多后又开始动工了。
“用工荒”逼迁
杨斐浩接待的访客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一是越南本地工人数量多不多,二是其薪资水平如何?杨向他们介绍说,如今越南胡志明市、海防市等大城市的最低工资一般是60美元/月,永福省、平阳省等新兴工业省份的最低工资是50美元/月,其他地区通常只有45美元/月,大概相当于深圳现有水平的1/3左右。
落户东莞石碣镇20年的台资企业岳丰电子,刚选定了临近粤北的湖南郴州市桂阳县设立新厂。该公司总经理宋泰维介绍,去年底他曾到江西、广西、湖南选址,最终选定桂阳,考虑最多的是招工问题。
宋说,尽管这里房租和工资水平比东莞低,但运输成本较高,对他们这样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加工企业来说,综合成本跟东莞设厂基本持平,问题是这里能招到足够数量的工人,而珠三角的“用工荒”问题不是涨薪就可以解决的。
同样位于石碣镇的港资企业东莞润田服装公司,早在两年前就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公司总经理洪启辉近来又不约而同地计划到郴州建厂,以招到更多工人。
洪启辉说,公司的服装加工订单数量已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其东莞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缺口多达两成,这迫使工作原定60天交货的订单,不得不推迟到75~90天交货。他们在怀集县的工厂实际用工要600~700人,但今年春节过后只招到了200多人。
港资企业乐城(东莞)塑料电子制品公司的一位财务主管坦言,现在他们最缺少机械装配工等一线员工,周边其他工厂几乎也面临同样难题,因为原先很多中西部出来打工的人逐渐回流到家乡新建的工厂去了,即使那边的工资相对低一些,但毕竟离家更近。
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涨,产品价格有水涨船高的压力,部分海外买家调整采购策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开始在劳工成本较低廉的亚洲国家采购更多价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关联的内地厂家也主动调整,把一些大众化平价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
一位玩具业内人士介绍,过去一段时间,广东、福建等玩具制造业集中地的产品出口量下降了三成左右,而河南等新兴玩具制造地区虽然出口总量不大,但增幅迅猛,说明玩具企业也在向那边转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今年4月份对会员企业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受访的160家企业中有超过1/3考虑重组合并和搬迁生产线,主要选点是广东省内经济相对落后县市及内地中西部省市,去年同类调查结果显示,打算搬迁的企业比例不到1/4。
前景不明
中国中西部省市或者东南亚,是东南沿海企业主下一个投资天堂吗?答案并不十分肯定。
杨斐浩坦言,迄今为止前来探路的珠三角工厂老板们,大多仍在踌躇观望中,并没有形成现实的大规模转移投资潮。
东莞岳丰电子的宋泰维也曾去越南考察过四五次,但他最终仍决定留在中国内地。他发现,虽然越南工人工资水平只有珠三角的1/3左右,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差异,企业内部管理困难,工人罢工频繁,而且越南总人口不到9000万,不及广东一省的实际居住人口多,可用的劳动力也有限。还有越南的基础设施配套很差,很多地方企业投资建厂后要自己修路。
产业链配套不完善,是企业到越南投资的又一个大障碍。东莞市一家五金制品公司的老板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不会再考虑去越南投资。2007年底,这位老板卖掉了在越南投资新建不到两年的一家五金制品厂,因为工厂很多配套环节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主要原材料锌合金不得不从东莞采购再用货柜运过去,技术工人也要从东莞工厂调去,当地招聘工人只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活,有时周边甚至连一家合格的电镀厂都找不到,导致整个成本无法控制。
“综合算一笔账,把国内制造的成品运过去比在越南本地生产更便宜,所以我们只好把工厂出让,只在当地设立销售办事处了。”这位老板说。
至于融资、汇率、通胀以及当地政局是否稳定等,也都是珠三角企业权衡是否转往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时要考虑的因素。
将工厂转到中西部省市的珠三角企业,也非一帆风顺。为国际知名玩具品牌美泰代工的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的厂长薛小伟说,最近几年他曾到内地多个省市考察,感觉都不太合适。
薛说,今天看这些省市各方面成本暂时便宜一些,但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变了,因为随着当地大量建厂,工人紧缺,薪资水平早晚会上升,而内地省市基层政府,办事效率与深圳及整个珠三角还是有明显差距,比如工厂往往星期天都要出货,但有时候会因为内地政府主管部门周末不办公而耽搁了。
产业链配套跟不上的现象,在内地省市同样存在。广东省河源市特灵通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继伟表示,早在2007年,他们就将工厂从深圳宝安区转到深圳以北不到200公里的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但直到现在,当地相关产业链上配套基本上是空白,公司的电子元器件、塑胶件、五金件等都必须回到东莞、深圳采购,平白增加了一笔可观的运输费。
实际上,加工制造业业内人士都清楚,只有富士康这样财大气粗的大工厂能主动搬迁,因为大批配套供应商会跟着它一起走,但如今珠三角大部分制造业厂商规模和实力都有限,不具备带动产业链转移的能力。
深圳市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介绍,近期四处考察投资环境的企业很多,但真正转出去的很少,一方面是考虑搬迁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没钱转出去,因为搬迁费用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利润本来就微薄的企业难以承受。他透露说,深圳很多台资企业都在悄悄缩小规模,估计有一到两成台资企业会因为无法实现转移或者升级,未来一段时间内只好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