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流火,一场全国性的“涨薪潮”再次升温。
从本月1日起,全国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至此,今年以来,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达到27个。
涨薪热潮也让工资协商制度再次成为焦点。
作为全国的工资协商制度样本,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8月将出炉2010年度职工工资协商协议书,这将是新河镇推行羊毛衫行业工资协商制度以来的第八份协议书。
羊毛衫行业孕育出的“温岭模式”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工资协商制度能否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基础上,成为推动服装业转型升级的又一助力?
现象观察
涨薪,还要涨薪。
“今年工人工资预计比去年提高10%左右。” 陈福清语气肯定地说。
作为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下个月将代表新河镇12000名羊毛衫业工人,签下2010年度职工工资协商协议书。这将是他签的第八份工资协商协议书。
在担任行业工会主席的第八年,自认为“打工者”、60岁的陈福清仍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新河镇的大街小巷。自行车是陈福清8年工会工作的见证者,现在他所骑的自行车已经是“第三任”。8年时间,陈福清骑坏了两辆自行车,还曾被摩托车撞倒缝了三针。
自行车还见证了陈福清8年前初任行业工会主席时的多次冷遇。
第一份协议书
“人难见,脸难看,话难听。”陈福清将自己最初的境遇总结为9个字。
2003年初,为了制定出一份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价表,陈福清开始对新河镇的羊毛衫企业的工资状况进行调研,希望拿到各家工厂的工价表,而这对于企业来说可是商业秘密。因此,起初并没有老板愿意配合。
陈福清在遭遇多次闭门羹或冷脸相对之后,求助于镇政府,终于在当年的6月13日召开了“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13名职工代表和8位企业老板坐在一起谈判。
陈福清回忆起当时的谈判过程:我们根据5大工种、59道工序制成了工价表,由工人对工价表进行无记名报价,同时老板也报出自己的工价,然后双方针对有争议的工价进行讨论。“其实双方的报价差距不算大,大约10%的差价吧。”陈福清说,但还是来来回回谈判了十几个回合,对工价标准进行了数次调整。对实在谈不拢的环节,由政府出面做工作。最终确定下来的工价定为行业最低工价。
2003年8月8日,代表职工的新河镇工会与代表企业的行业协会签订了《羊毛衫行业工资(工价)协商协议书》,并约定行业工资协商每年进行一次。
“协议来之不易啊”,陈福清感叹,协议签订前的工人工资水平是680元,协议要求“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800元”,并且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最低工资80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讲不容易。” 陈福清告诉记者。
为了将这次成功的尝试更好地推行下去,2003年8月,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首开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工会先河。时任镇工会副主席的陈福清兼任该行业工会主席。
长屿之困
新河镇推行工资协商制度也是被逼出来的。
新河镇的羊毛衫厂都集中在长屿的公路两旁,和国内很多服装产业集聚地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由家庭作坊发展起,从最初的四五家的规模,发展到1998年的近100家,再到最多时的116家企业,近10亿元年产值和12000名工人。
在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人中,外省的占到70-80%,劳资纠纷也随着有打工经验的外地工人的不断涌入,成为当地产业的难解之题。
羊毛衫生产有着淡旺季之分。每年4月到12月是旺季,1月到4月是淡季。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导致工人的不稳定。每年三四月工人如候鸟般飞来,12月一过,又如候鸟般飞走。能否按时按价结算工资,成为工人与老板的矛盾焦点。
长屿的羊毛衫企业上规模的不多,好一些的也只有三四千万元的年产值。“财”不大,“气”自然不粗。陈福清介绍,2003年前的长屿,一些老板为了“绑定”工人,每月只发生活费,年底结算工资,而之前谈定的工价也往往是口头约定。因此,尤其企业在经营不善的时候,经常发生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况。
每到生产旺季的八九月份,也是长屿羊毛衫企业因工资问题引发的上访、停工事件的频发期。仅2002年,羊毛衫行业工人上访量就占全镇接访量的45%。
不合理的工价,不规范的用工,导致工人跳槽频繁,熟练工人难以稳定。旺季缺工成为长屿羊毛衫厂的集体困境,也成为制约当地产业做大做强的瓶颈所在。
不过,这种情况在采取工资集体协商以后得到了明显改善,2003年长屿羊毛衫行业因劳资纠纷上访,比2002年同期减少了70%。
“2006年我们实现了工资纠纷案件零投诉。”陈福清对这一结果感到自豪。
“协商”的进步
如何看待工资协商的“温岭模式”?
“这是一个好现象,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合理公平竞争的表现方式。”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表示,“温岭模式”非常好,值得推广到全国。
仲大军分析,当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之后,整个经济都与世界强势经济集团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知不觉地成为被廉价掠取的对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低工资阶层的大量出现。要改变这一现象,我国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尽快将产业结构和城乡社会结构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状态。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长时间地维持低工资状态,很可能使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走入一个畸形状态。
“工资协商机制是一种进步,以前只是老板利益集团说了算,工人没有和老板争利益的机制,现在有了工资协商机制,收入分配达到公平合理,有利于整个产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仲大军认为。
如今,工资协商制度已经得到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7年11月26日,温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全国工会近日召开专门会议提出,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新消息则表明,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13个省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23个省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另外,由劳动社保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工资协商制度条款将被纳入其中。
从7月1日起,北京、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27个。
一场全国性的“涨薪潮”及“工资协商”再次升温。
涨薪空间
伴着纱线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温岭市第十二羊毛衫厂的员工小何(化名)向本报记者描述多年前的自己:“我是本地人,在羊毛衫行业干了10年了。8年前我的工资只有七八百元,很低的。”不过,小何说,后来工资每年都涨一点,行业工会每年都会和企业协商定价。
据记者了解,新河镇所有参与工资协商的企业,都按照每个厂工人总数的5-10%的比例参与协商。“现在整个新河镇羊毛衫厂工人工资水平都相差不多,一般工人能拿到2000元以上,最多的可以拿四五千元呢。” 小何说。
在镇政府、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下,新河镇的羊毛衫行业正以每年5-12%的速度给工人加薪。
由于工资谈判签订的“协议书”是报市劳动人事局备案的,效力等同于劳动合同。并且,还要根据行业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工价,这就意味着这个“变化”很可能是只涨不跌。
新河镇90%以上的羊毛衫厂都参与了工资协商,当地的调查显示,当地羊毛衫企业的工资几乎没有低于行业工资标准,甚至大部分企业都要高出标准5-10%。
不过,羊毛衫的生产利润是有限的,再加上今年原材料成本的上涨,新河镇的羊毛衫企业还能够承受大的涨薪空间?
对于这个问题,温岭市羊毛衫协会会长、温岭市第十二羊毛衫厂老板王新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生意比较难做。”
新河镇生产的的羊毛衫90%都内销,王新法从1992年开始做羊毛衫厂,多年来已经打下不错的基础,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王新法的日子也并不难过。据他介绍,去年厂子情况不错,不缺订单,用工稳定,倒是今年上半年“不太好”,至于下半年,“情况不好说啊”。对于原因,王新法也说不太清楚,不过他认为,工人工资涨不涨和企业生意好坏没有太大关系,“一切都是市场经济说了算,该涨的时候就得涨,这样能够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下个月就是羊毛衫生产的最旺季,王新法说,当下老板最需要考虑的是争取高利润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