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重点实行了两个方面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一是通过4万亿元投资计划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二是通过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相对于扩大投资需求而言，加快消费需求增长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更长时间的调整，所以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对“扩大消费”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传媒界，笔者以为，一部分人对“扩大消费”战略仍存三大误读：其一，把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理解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其二，简单地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提高消费率；其三，认为扩大消费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是不同的概念

　　我国曾经两次着重提出扩大内需政策：

　　第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2.95 1.38%]危机后，为了消除亚洲一些国家经济收缩对我国外部需求的冲击，中央提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强调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而后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特别强调，要“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增加有效需求，加强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可以看到，两次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有所不同，前次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而后一次则是依靠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和投资双向驱动。所以，扩大内需包括了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层面的涵义。

　　因此，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我国而言，扩大内需的主要方面就是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以此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扩大消费不能简单理解为提高消费率

　　2000年之后，我国消费率[编者注：消费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不断下降，导致消费率呈现偏低的现象，不但低于世界主要国家70%以上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与此同时，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也明显低于许多国家在同等阶段的平均水平。这种凸显出来的现象导致许多人片面地认为，扩大消费就是要持续提高消费率。

　　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贡献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短期经济增长中的“增长结构构成”，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使三大需求中某些变量数值和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化，就能导致三大需求的贡献率数值产生变化。

　　以我国为例，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十分明显。从三大需求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看，1998~2008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915，而投资与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1.079。即消费率随经济增速加快而减少，投资率与净出口贡献率随经济增速加快而增加。由此，如果机械地通过降低投资率的方法来降低经济增长速率，就能在最终消费支出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极大提高消费率。

　　扩大消费的实质并不是要降低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而是要通过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平衡总需求结构，以寻求长期稳定的增长。然而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高达7.6%，是全世界最快的；但中国的消费率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0%以上下降到了2008年的45%，其原因在于消费增长的速度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由此，笔者认为，把扩大消费战略仅理解为提高消费率是盲目而片面的。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客观结果，不意味着我们在宏观指导思想上把经济增长作为目的、把消费增长作为手段，而是应该相反，把满足消费作为目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手段。扩大消费战略的实质在于要保证消费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以使消费率的提升速度快于投资和净出口贡献率。从理论上说，消费增长率的大小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所以扩大消费战略最为主要和直接的抓手是加快国民分配格局的调整。

　　扩大消费不会必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扩大消费的经济战略；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使得有些人望文生义，认为我国应该从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转向消费需求，要从扩大消费战略中寻求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三大需求驱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系。比如，赶超型经济体的投资率普遍较高，先发型经济体的消费率普遍较高，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体的净出口贡献率较高。作为经济增长而言，其内在动力必须从供给层面找到答案，比如要素投入增加、要素效率提高和经济制度变迁等。由此，扩大消费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理解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费尔普斯提出的“黄金分割率”或“黄金律水平”理论中找到答案。经济学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原理认为，一个经济体中过度积累资本和人为压低消费所推动的增长是不能维持下去的。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在于，投资是未来的消费，消费与投资的选择必须从有效利用现实要素的角度来理解。

　　费尔普斯认为，当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的净边际产量相等时，表示经济处于黄金率状态，经济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而支持该“黄金率”的人均资本存量储蓄率就是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储蓄率或合意的储蓄率，与之相对的消费率则是最优消费率。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种情形：一是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高，导致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多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人均消费水平较低；另一种是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低，导致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少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人均消费水平(短期内)较高，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

　　从现实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的资本收益率在1%左右，大大低于经济平均增长率9%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当前的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偏高，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整体偏离了黄金律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消费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从而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解决当前生产过剩的问题，将为未来投资驱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打下良好基础。由此，扩大消费本身不会必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它是通过消费的变化，引导消费率接近最优消费水平，确保要素在跨时使用上达到最优效率，使经济增长处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因此，通过彻底破除关于扩大消费的三大“误区”，有助于我们坚定信念，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释放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要素跨时优质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均衡的持续增长。(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GMEP特约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作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