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在上周五晚间宣布上调各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将从本月20日开始执行。

　　这个多少让市场有些吃惊的消息，在星期一的盘面上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上海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在周一开盘后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中一个月的SHIBOR利率攀升了约30个基点至4.15％，隔夜拆借利率也跳升了40个基点至1.92％。伴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中国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上海股市收盘暴跌3％，并在盘中一度跌破2700点的心理关口。

　　随着股市的暴跌，市场似乎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未来的进一步紧缩，由于中国央行尚未开始调整基准利率，市场也开始担心未来中国央行的下一步紧缩将从量化手段扩展至价格手段，利率调整将首当其冲。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央行在周四的年度经济数据前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运行良好，另一方面却可能预示着周四公布的通胀指标可能再度超出央行的容忍区间，市场的预期值目前在4.7－4.8％的水平，11月值则达到了两年来的高点5％，一旦12月的通胀率再度超出5％，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胀将不可避免地再度攀升。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春节临近，另一方面则因为通胀预期将出现再度的恶化——举例来说，当超市的老板发现自己的房租开始出现上升，他的最佳选择是将超市食品提高，而顾客一旦发现超市食品价格提高，也会不自觉地开始担忧未来食品价格进一步走高，而极端的情况则是消费者开始囤积食品，这将导致所有人开始担忧恶性通胀的出现。

　　而从中国经济发展从九十年代末到至今，中国维持着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通胀率却一直保持在2－3％的区间内，“高增长、低通胀”这样看似良性发展的局面，背后却存在着劳动者工资较低和生产要素价格不够合理的隐忧，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通过控制生产要素价格和工资的涨速，来实现对出口和投资的补贴。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劳动力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之前的价格机制扭曲在“还旧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通胀压力已步入“结构性”拐点。

　　当然，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也使工资的上升得到支撑。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看到水电煤等公共事业品价格也将出现大范围的调价，这不仅是为过去“还旧账”，也因为经济管理者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供求决定价格，控制价格的唯一手段是减少需求，而减少需求的最有效办法却是提高价格，因为只有价格提高，理性的消费者才会相应减少需求或者寻找其他的替代品，如此价格才会出现有效的下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农产品价格也需要出现一定的上升，来保证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这种上升不仅是“结构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性”的。

　　生产要素和劳动者工资上升后，服务价格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服务价格在过去若干年的上升速度并不慢，比如我们看到的学费和医疗费用的上升，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需要使用的服务性行业越来越多，各种服务行业其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价格的上升才显得更加突出。一个将在人们生活中占据更加重要位置的服务价格将是房租，由于房价的飙涨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深，中国城市的房租普遍存在着较大的上涨压力，这样一种压力的存在，也可能成为城市白领们未来不得不面临的“痛楚”。但是，这种“结构性”是否会衍生为恶性通胀将与中国是否还是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状况有关。在中国剩余劳动力已开始消失并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状况下，工资与物价有可能进入一个连环上升趋势。产能过剩的经济状况也在逐渐消失。结构性的高通胀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央行年内的首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的举动，事实上仅对控制市场流动性有着一定的作用，中国的通胀压力仍将长期地“结构性”存在着。而消除通胀的有效办法，从长期来看，是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短期来看，只能依靠牺牲经济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