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债务危机最终得到控制，这是政府、市场层面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在这个危机逐渐远去的时刻，我们却很难忘记它的发生。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此次民间借贷风波将会倒逼金融改革和创新。我们希望这能如愿。

　　成功的改革将为中小服企带来福音，并规范民间借贷风险。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温州服企危机之后，能够摆脱以往对贷款过分依赖的毛病。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陷阱密布，人力、采购成本的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市场的波动都在考验温州，乃至全国服企。

　　融资的畅通，只是服企健康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成本上涨趋势难以避免，企业需要更强的适应力。

　　这或许才是此次温州债务危机给全国带来的重要启示。

　　9月下旬的温州，阵阵细雨正努力将人们拉出炎热夏季，而一如转变的天气，温州的民营经济似乎也迎来了“寒意”。

　　司机小张在1年前加入法派集团，他在温州断断续续待过4年，他了解温州有2个县说的是闽南方言，也知道最近温州的热门话题。

　　“每天都有老板逃跑。”道听途说的小张乐此不疲地描述他所感悟的温州经济环境，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生计。

　　小张来自贵州，在赴温州采访调查服企后危机时代的逃跑、倒闭潮现局时，他常有陪伴。

　　倒闭潮显现

　　迎来初秋，温州的9月难有“安宁”，9月26日，在本报记者抵达温州后第一天，倒闭潮、逃跑潮话题满城风雨的温州似乎正在焦虑地等待外界的救赎。

　　此前一天，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与温州市经信委、金融办和银行举行完座谈会，要求温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打击黑恶势力和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

　　而随后的一天，正得利鞋业董事长沈奎正的跳楼自杀将温州企业的危局上升到新的阶梯。

　　一位当地企业家代表向记者这样评说这两件事的相互逻辑，“政府出手还是太晚。”

　　据当地消息，截至10月初，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仅9月22日就出现9家企业主“跑路”，创下纪录。

　　一系列倒闭潮正考验温州制造业经济，作为中国鞋服产业重镇，温州服企不能幸免，艰难的处境也点燃了人们对其生存现实的担忧。

　　全民借贷危机

　　对于温州服企的担心，浮在表层的是融资难，融资成本的高企。

　　由于银根紧缩造成的银行惜贷，许多服企面临资金链紧张。一方面，在紧缩背景下，服企需要筹钱偿还原有贷款。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钱用于采购等众多综合成本的上升，或者是多元化失败投资的亏空。

　　然而，银行大门的关闭，让许多服企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求助民间，随后，经营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将这些债务扩大演化成了一场温州民间借贷危局。

　　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

　　全民借贷的温州，正在受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考验。由于海外市场不畅，人力、采购成本的持续上升、融资成本的增高，这些后危机时代的考验日趋严峻，加上国内货币政策的紧缩，全国服企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温州，这种风险已经显现，超过80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带来的后果则是，全面借贷的温州陷入了全民“恐慌”的危局。

　　显然，小张也感觉到了这种恐慌，以至于他对老板的逃跑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果他们不跑，那么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在小张看来，这些逃跑的老板中很多还将回来，“他们需要躲一下民间的愤怒。”

　　信贷政策鼓励企业投机？

　　大批企业可能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构成了眼下“温州危机”的核心，而在表层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企之下，造成温州服企陷入困局的更重要原因则是企业的抗危机能力有限，以及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宏观政策配套不足。

　　美银美林在温州危机越发严峻之时曾发布一份报告称，温州的“灰色借贷”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或者只是“茶杯中的风暴”，对于温州和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地区来说，真正的挑战是愈来愈高的人工成本和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急切需要。

　　正是服企本身盈利能力的不足，使得企业无力应对人力、采购成本上升，海外市场的波动，以及融资成本的上升，这被企业称之为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而温州部分服企眼下所呈现的经营危机，乃至所谓的温州借贷市场危局，起始便缘于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后危机时代挑战面前的落败与不堪。

　　事实上，在对温州服企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优质服企游离于危机之外，这些企业从反面否定了眼下“危机”的必然性。

　　在法派集团，该公司高级副总裁胡超告诉我们，他们国内市场实现了70%以上的增长，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开工不足和资金困难，而是上游供应链无法及时配套，他判断眼下一线品牌的国内市场增长普遍在50%以上，甚至，一线品牌的供应链也正在以破纪录的产能和利润表现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

　　在奥康集团，他们似乎对于同行的处境“无法理解”，同为民营企业，他们却享受着银行信贷员主动上门贷款的服务。

　　由此，真正的危机或许不在于银行的惜贷、市场的波动，而是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经营能力，这其中，关键或许是国家层面给予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引导和配套的政策环境。

　　“比如，现在银行在增加利息，银行贷出去的利息，一般成本1分5到1分8，一年算起来达到20%，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中，哪个制造型的、品牌型的企业年净利润能达到20%，8%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实体企业已经没办法做了。”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表示，“这对制造企业意味着，国家层面逼着你转而进入高风险的投机领域，因此，从这方面讲，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层面更有效的政策配套。”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因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债务危机，乃至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得益于政府、市场层面的有效调控，如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20多条具体举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以及温州当地25家银行联合发布不压贷声明等，而基本得到控制。

　　然而，由温州债务危机引发的问题却仍值得深思。

　　在融资层面，温州民间资本的活跃程度向我们提出了市场监管与风险控制的课题，以及如何利用其更好地配套中小企业的升级发展。

　　在服企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层面，人力成本、采购成本的上升，对于制造型企业正成为“要命”的趋势，企业能否有效控制、转移成本，他们的提升速度能否跑赢成本的增长速度?

　　此次温州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种种启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