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起航了，但让决策层纠结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还待字闺中。

　　我们允许试错，但无法容忍犯大错；呼声很高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并没有随着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而放行，目前尚待国务院的批复。

　　或许因为难以定义“试错与犯错”的边界，或许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我们还有些彷徨。推动者认为藏汇于民，可借欧美经济低谷时“抄底”；反对者担心个人直投渠道会成为各类资金外逃的通道。正方与反方都有道理，相持不下。

　　但无论是主张派还是反对派，都很难找到量化数据去支撑各自的观点。尽管，温州市商务局正不断充实拟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的项目数据库；尽管，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境外投资额5352.7万美元，外汇资金汇出2139.04万美元，人民币境外投资176.7万美元，可数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孰是孰非并无定论。

　　中国的改革一向“自下而上”，此轮改革也不例外，尤其是发端于金融资源丰富、崇尚金融创新的温州。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间断金融试点改革实践的温州，其金融试点改革的先发机遇早已形成：诸如1987年温州在全国率先启动浮动利率改革，2002年被列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03年温州开始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6年重点推进小企业贷款试点改革等。不过，此次改革似有几分倒逼之意，如果不是那些跑路、跳楼的商人，相信温州的金融改革试验权也不会来得那么快。“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是温州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期的温州调研中说，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有利于充分发挥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的优势，探索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途径，趋利避害；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周小川还指出，金融改革试点要允许试错，要综合全面评价。他说，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

　　的确，既然“堵”已经“堵”不住，目前温州本土6000多亿的民间资金，对海外投资热情依然高涨，何不顺势而为？何况那些遍及全球各地的温州商人便是证明——想出去的钱总能找到诸如地下金融、企业外贸等渠道“走出去”；某种意义上，与其让这些资金潜伏在“旁门左道”中，不如让其浮出水面阳光化、规范化。

　　殊不知，温州从最早“小商品，大市场”方式到之后的产业集群模式，已行至发展转型的关键时点，“两多两难”便是种警告与暗示——这个惯于金融创新的城市迫切需要新鲜空气。但也有温州金融机构人士认为，改革试验区只是一个框架，意义多大尚待评估，毕竟现有框架尚无原则性突破和动作，更未涉及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来协同推进。

　　诚然，开放温州个人直接投资，无疑是在我国的资本项目下开了一个口子，理论上，按照目前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应该是先机构后个人的秩序；在机构都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开放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确有一定风险。而目前来看，直投方案显示，风险防范及监管措施有：通过个人资本专用账户办理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资金收支，且账户的开立与入账经温州市外汇管理部门核准，此外，相关部门将对境外企业运营进行动态管理，建立个人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制度等。

　　那么，事已至此，决策层需要回答的是，我们的试错决心与风险容忍度能否匹配？温州此次的试验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一个样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者希望给巨额外汇储备减压，化整为零，分散投资海外，温州个人境外直投方案已酝酿三年有余；而此时又逢欧债危机，去海外“抄底”之声再起，民间投资者这一次还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