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只有8.1%，而4月份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比预期要差，使得二季度经济见底的希望似乎破灭了。若第二季度GDP实际结果真低于8%，则为10年来的最低。中国经济在1997年、2003、2005和2008年都面临过内外部危机造成的压力，“狼来了”的预言屡屡出现，但最终都证明是杞人忧天。而这次经济下滑，有经济学家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这次狼是否真的来了？

　　思考之一：中国经济失衡真的很严重吗？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经济下滑，不少学者就会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滞胀，但事实上至今仍未发生过滞胀。这说明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与医生这个职业有点类似，总在挑毛病，把经济体当作病人，一切可能出现的症状都会被提及，这就不免把经济看得比较悲观。而从实业领域看，经济下行的过程中，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升、负债率上升等都会给企业主带来悲观情绪。透过这些表象看本质，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呢？

　　从产业结构看，GDP中第三产业占比略低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占10%左右，说明中国早已从一个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又即将从工业大国向内需型经济转型，故产业结构看不出有明显问题。而从区域结构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东部经济增速放慢，中西部经济增速加快。从城乡差距看，随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迁，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对GDP的依存度已经从2007年的37%降至2011年的2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近三年或为负或接近于零，出口增速的不断下滑，也说明中国已不完全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了。那么，众口一词的“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之说是否符合实际呢？根据笔者对三驾马车的重新估算，发现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已经步入消费主导的阶段（2009、2010年是特例），即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资本形成。
当然，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扭曲，即贫富悬殊现象，不过，这一差距至少没有再进一步扩大。按笔者估算，中国城镇人口中最富裕10%的人口与最贫困10%的收入倍数已经从峰值的约24倍降至23倍。所以，企业主普遍感觉经营压力大，除了经济下行这个短期因素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与资本报酬率的下降则是长期因素。

　　思考之二：广义流动性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枯荣指标？

　　如果说人工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投资拉动型经济又让中国债台高筑，当传统套路玩完、改革又姗姗来迟的这一档口，好像经济衰退就难以避免。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如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一般而言，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是经济步入成熟期的标志。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虽然今后的经济增速会下一个台阶到6%-8%的水平，但这还属于比较快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来自于城市化所带来的高度流动性。

　　首先是广义货币M2的增速还能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因为今年提出的M2增长目标为14%，即便由于外汇流出导致流动性减少，当局还是可以通过增加投资项目来拉动信贷的增长，从而使得货币流动性维持较高水平。

　　其次是城市化率上升所对应的人口高度流动性，人口流动一方面带动社会资源和结构的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则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

　　再次是货物流动性也非常大，因为有了货币流动性和人口流动性作为支撑，货物流动性就不会少，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内贸也非常发达，物流成本占GDP18%左右，远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在货币流、货物流和人口流等广义流动性方面维持一定水平，那么，经济就不应该出现硬着陆或衰退。

广义流动性实际上是观察经济波动的一个角度，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广义流动性维持较高水平的基础，当中国的广义流动性出现障碍的时候，或许就应该担心经济衰退了。

　　思考之三：没有财政危机就不会有金融危机

　　不少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忧心忡忡，认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率水平的大幅上升，或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其实质是财政问题而非金融问题。据官方统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在10万亿左右，如果这一数据可靠的话，那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的债务负担率在40%左右，相比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并不算高，如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30%。

　　而仅仅看债务水平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如日本政府的负债率虽然高，但外债所占比重很低，其净外债是负的（与对外净债权相比）；从偿债能力看，经济增速快的国家比增速慢的国家要强。中国不仅债务负担率不高，而且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即便增速回落至7%-8%的水平，增速也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在财政收入已达10万亿的水平下，偿债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此外，从各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中国政府所拥有的“权益”也是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的，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而且有一大批国有企业。比如，至2011年底，仅央企和四大行的净资产就达14.8万亿。故政府在减轻债务负担的办法其实很多，如减持国有股份、出让土地使用权、开征新的税种等。例如，目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或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本身也属于减持国有股份的举措。

　　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故银行的坏账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投资增速维持在两位数应该有把握，信贷规模增长也不会太低。简言之，中国不会出现财政危机，也就不会有金融危机。

　　思考之四：未来之“狼”可能会在哪里出没？

　　尽管中国经济中短期无忧，但从长期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结构性问题的出现过早，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例如，大家通常说的未富先老现象，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显现，但养老金制度还不完善，规模太小，国家和企业在养老支出方面欠债太多。而更严峻的现象，则是居民收入和财富的贫富悬殊问题。国家统计局自2005年起就没有再公布基尼系数，而最后一次公布是0.465，那么，当基尼系数超过0.5或0.6的时候，贫富悬殊问题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尽管2009年以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中高收入群体，这主要与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有关，但仅仅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缩小贫富差距是有限的。要根本缩小收入差距，还要靠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如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失业救济和福利保障、税收制度改革（如个税从代征代缴到以家庭为征收对象、征收暴利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以及加强对不合法收入的惩处，等等。

　　尽管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已经呼吁很久了，但推进一直很缓慢，主要问题或有两个：一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够系统而全面；二是改革推进的步伐非常迟缓。原因也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二是改革会涉及管理架构的变化，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收入差距的悬殊如果迟迟不能缓解，那么最终影响的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有诱发经济危机的可能。

　　如果说未来危及经济的“第一只狼”是贫富悬殊问题，那么“第二只狼”或许就是未来的政府债务。虽然如前所说，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政府的债务负担率还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职能长期得不到转换，将来债务水平的提升速度将非常惊人。

　　为何未来中国政府层面的债务水平会提升很快呢？因为就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与政府债务率相关性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例如，当日本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的时候，对应的政府债务率只有15%左右，到1980年，债务率也比目前中国要低，在38%左右；而在199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府负债率也不过是40%左右，而对应的城市化率水平都在70─80%之间了。再看一下中国，1980年的时候，政府的债务率几乎为零，目前却已经到40%以上，对应的城市化率才不过50%左右。因此，未来随着城市化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债务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并远超当年发达经济体相应发展阶段时的负债率或许难以避免。

　　中国之所以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债务压力，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率快速上升过程中，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欠账太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增大，补欠账的时间也日益临近，未来几年政府面临这类开支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仍然在延续，而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现行的行政体制难以撼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争抢投资项目的冲动必然很大，而对于投资的合理性和回报率考虑较少。这从过去10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如今，由投资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展不明显，法制环境、市场化程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从目前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这就给未来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留下了悬念。或许，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愿威胁中国经济之“狼”会随着未来改革的不断进展而逐一驱散。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