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快速的信贷增长期通常结果都不佳。Alan Taylor在近期的论文中如此写道：“信贷（增长）很重要，不仅可以用来衡量广义货币，而且是金融危机非常有效的前瞻指标。”
中国如今面临的局面类似许多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之前的局势。太多的信贷被过快地创造出来。过多的资金流入那些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债的投资。比如，在2012年，非金融部门的新增信贷为15.5万亿元（这一金额是指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总额15.76万亿扣除其中包含的非金融企业股票发行金额0.25亿元），这等同于2011年GDP的33%，尽管如惠誉所指出的，中国的整体信贷创造速度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高。
这种信贷飙升来自于2009年的信贷狂潮（指4万亿计划），当时中国的非金融部门信贷总额扩大了相当于此前一年GDP的45%。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就对信贷成瘾，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债务数量越来越高。在2007年至2012年间，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增加了60个百分点。中国近期的信贷增长占GDP的比例远大于1980年代的日本或雷曼兄弟破产前的美国所经历的信贷泡沫。
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信贷的快速增长不是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 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由国内储蓄支持而非外国资金
历史记录显示经常账户赤字并不会增加一个信贷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日本在1980年代所经历的“泡沫经济”的融资来源同样是国内资金）
2. 中国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约占GDP的200%，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对于未来的问题更相关的是信贷的增速而非存量。此外，成熟经济体通常有更强的承担债务的能力。从经济学角度看，“金融深化程度（financial deepening）”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
事实上，中国的负债程度已经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几乎与日本在1980年代末类似（然而彼时日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目前的中国）。
3. 中国的公共部门负债低于GDP的30%
问题在于官方数据存在误导。在中国的情况是，大部分债务是脱表化存在的。由于主要的银行都受政府控制，其大部分贷款也流向政府控制的企业，大量银行借款是类财政性质的。为了能够合理描述中国政府债务，我们必须在数据中加上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政府性银行的负债、资产管理公司的借款以及铁道部发行的债券。
如果计入以上负债，中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水平接近GDP的90%。而经济学家Andrew Hunt估计中国的真实公共债务自2007年以来增幅达到GDP的60%。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再重复一次2009年的刺激计划，那么其债务占GDP比例将超过希腊。
债务与房地产“泡沫”
最近的研究表明当信贷狂潮与地产泡沫结合时，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很难用确切的数据来衡量中国的地产市场是否是泡沫，但无疑中国近年来经历了建筑狂潮。官方数据显示，未完工房屋存量接近GDP的20%并且仍在上升。
地产抵押支撑着中国大量的信贷。官方数据显示，银行对房地产行业（对开放商和按揭贷款）的敞口仅占其贷款总额的22%。然而，银行还存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各类脱表信贷工具的贷款敞口。GMO认为中国银行信贷总额中至少1/3是地产相关的判断并不过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认为政府会为所有金融风险托底的道德风险是不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又一个共同特点。在中国，这一情况更甚，因为国家控制着主要银行，而信贷的主要接受方也是国有企业。
这种体制鼓励裙带借贷行为和隐藏坏账。在这方面，中国结合了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印尼银行体系的糟糕贷款操作和在1990年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银行体系的特征（倾向于对不良贷款做展期或“长期化”）。
而这些道德风险、关联方借贷和贷款展期的问题在近年来的地方政府融资中格外明显。为了避开监管，地方政府设立了融资平台来为其投资活动融资。人民银行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为14.4万亿元，而银监会的估计是9.1万亿元。根据这些数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到中国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5%-25%。
尽管表面上是商业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中许多被浪费在了昂贵的面子工程上。银行对其的贷款抵押品的质量备受质疑。这些抵押品大多是土地，在一些时候其价值被高估。此外，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担保用处也不大。这不仅是因为其法律基础存疑，其担保能力也依赖于持续的土地出售。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和开发税收占到了政府收入的一大部分，当地产市场下滑时，地方政府面临资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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