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买家”正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遗憾的是，其影响力仅仅体现在需求拉动方面，价格影响力却甚微，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贸的软肋。知名外贸专家梅新育指出，要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中国必须改变贸易大国与定价小国并存的局面，必须破解“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局。

　　中国制造陷“贫困化增长”

　　问：有人调侃，“中国要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要卖什么，什么就跌”。您认同这种说法吗？中国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主要涉及哪些领域？

　　梅新育：这不是调侃，是事实。中国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的现象极为广泛，涉及领域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除石油、铁矿石、玉米外，有色金属、稀土、棉花、大豆及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制成品，都存在这个问题，但程度不同。
问：这种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

　　梅新育：由于缺乏定价权，中国企业在进口大宗商品时多次被迫接受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在出口大宗商品时却不得不面对国际买家的低报价。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损失巨大，多个行业受到冲击，极大影响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使得中国制造业增长、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有“贫困化增长”之虞。

　　美元泛滥推高资产价格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中国需求”是“罪魁祸首”吗？

　　梅新育：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渐由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转变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和制成品净出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提高，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主要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两类。中国是铜矿、锰矿砂等其他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可以说，中国对大宗初级产品原料的需求猛涨，是近8年来国际市场这些品种价格上涨的重要依据。此外，还有以下因素推动价格上涨，并削弱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定价权。最根本的因素是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连续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市场美元泛滥成灾，决定了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必然上涨。而且，随着由于西方机构投资者实力的加强，对大宗商品金融属性的利用程度登峰造极，进一步加剧了大宗初级商品价格上扬的趋势。

　　问：按你的话理解，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还是一个金融和货币问题？

　　梅新育：我们需要超越国际贸易定价权的表象看到通货膨胀的实质，中国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是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而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可追溯到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银行的零利率，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降息13次。尽管前两年发达国家一度加息，但次贷危机之后的救市举动又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剧增，美、欧、日等国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大规模注资和降息一方面间接扩大了最终需求，另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商品市场上投机资金的供给，而投机资金的炒作正是将大宗商品价格推高的罪魁。其次，由于国际市场供需双方谈判能力不同，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定价权缺失。在初级产品领域，相当多的产品供应方早已形成了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寡头垄断的格局，中国作为需求方则是千千万万的进口企业；在许多制成品领域，则是为数寥寥的外国买家对千千万万的中国出口厂商，如沃尔玛对中国消费品制造企业。在这种谈判格局下，我方谈判地位必然是虚弱的，缺乏贸易定价权问题也就相应出现。

　　问：中国既然是“超级买家”，理论上应该具有谈判主动权，为什么在国际贸易谈判桌上的声音没能同步扩大？

　　梅新育：上述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根源。在初级产品领域，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西方跨国公司则在三四百年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形成了对许多初级产品市场的垄断权力，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资源丰富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许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被西方公司把持着勘探、开采、销售等关键环节。二战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下，这种垄断权力曾摇摇欲坠，但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创后，垄断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增强，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陷入沉寂。在这个方面，我们想很快彻底扭转现状是不可能的。

　　争夺定价权需防五误区

　　问：中国企业几年前开始走出去购买资源，并学习利用WTO规则进行反垄断，希望能摆脱在定价权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但现在看来收效甚微。我们可以总结出哪些得失经验？

　　梅新育：在争取国际贸易定价权方面，我们首先需要摆脱思想认识的误区，制定正确的目标。首要的思想误区是就定价权谈定价权，没有看到背后的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上面我提到，我们需要超越国际贸易定价权的表象看到通货膨胀的实质。想有效降低进口成本，仅着眼于发展期货市场等枝节是无济于事的；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源头削减过剩的流动性，才是治本之道。在全球通货膨胀的既定格局下，我们的目标不应当是维持进口初级产品原有的低价，而应当是如何分享初级产品牛市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我们的制成品价格。在制成品领域也有类似问题。中国的电子产品是大宗出口商品，但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导致价格下降特别明显成为这个产业的基本特征，假如我们把争取国际贸易定价权的目标定位为改变这个产业基本特征，那恐怕就到错家了。第二个误区是顺周期操作，即在初级产品牛市之际大举入市收购资源，这样的做法不是完全不应该，但是会令我们付出很高的成本，遭遇阻力很大。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实现反周期操作，即在初级产品牛市终结之际开展大规模资源收购，降低成本，减少阻力。我认为，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8年，它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比价将如何变动？这是需要关注的。第三个误区是制定过高的保障水平目标。我们要确保的应该是用于国内最终消费的资源供给，而不是用于国外最终消费的资源供给。我们能够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为失当的目标耗费的资源多了，用在其他目标的资源就少了。第四个误区是急于求成。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彻底改变三四百年殖民统治造成的格局。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在推动外贸企业经营权适度集中方面做得不够好。

　　问：您刚才指出中国在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制成品等几乎所有国际贸易领域的定价权争夺中都“失声”。那么，要提升定价话语权，应当先选哪些领域作突破口？

　　梅新育：先从自己需求较大、本国有一定基础、海外垄断者不是主权国家的商品着手。比如说石油，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等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石油天然气生产都是国家垄断的，我们别把反垄断矛头指向这些领域。大豆、稀土，我们有基础，铁矿石主要垄断者是私营企业，从这些下手会容易一些。
慎用反垄断法作武器

　　问：商务部发言人姚坚提出“要学会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及WTO规则，对国际矿石生产商利用垄断地位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反制”。您对此有何看法？

　　梅新育：反垄断不是世贸组织规则，我反对把反垄断议题引进世贸规则，那样对我们不利，我们要做的是用作为国内法的反垄断法规去制衡海外垄断巨头。

　　问：将定价权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否有助于加速解决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探求一个涵盖短期、中期、长期的解决方案？

　　梅新育：为解决中国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困境，一个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牵头，以商务部为主，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参与的关于制定相关大宗商品交易法规、解决交易中法律不完善等问题的工作小组正在筹建之中。但是，细节详尽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就制定出来，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目前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首先是通过全球宏观经济协调，遏制过于迅猛的通胀和初级产品涨价趋势。其次是通过海外投资等手段分享初级产品牛市收益。不过需要注意反周期操作。第三，制定适当的保障水平目标。第四，发展替代产品产业，削弱某些海外初级产品垄断巨头的垄断权力。第五，用反垄断工具遏制海外垄断巨头。第六，适度推动经营权集中以增强对外贸易谈判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反垄断法》不能成为自断手足的工具，不能在“反垄断”名义下自己削弱自己的对外谈判能力，从这几年对国内石油等企业的无理围攻来看，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期货市场夺定价权有风险

　　问：很多人提议用金融手段（例如期货市场）解决中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问题。这条路是否可行？

　　梅新育：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有局限性，主要是用于保证利益较大份额在我们国内，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只能在增加控制资源等措施基础之上采用这件工具，但不能单纯依靠这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