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指责仍在继续，对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即使在中国6月份宣布改变汇率政策之后，克鲁格曼仍然表示，这没有“解决真正问题，即中国以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促进本国出口增长”。不过，可以说，推动中国实现空前增长的，不是汇率操纵，而是克鲁格曼30年前提出的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念。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几乎肯定不会认同，人民币升值是全球贸易失衡的解决之道。相反，他可能会指出，人民币汇率既没有明显拖累全球增长，也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开始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几乎在同一时间，克鲁格曼开始构思其有关“新经济地理”的理论。这些理论表明，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下降，将鼓励生产向某些特定地区集中，进而形成新的贸易格局。正是这一过程，将中国变成了全球最高效的制造品生产国兼出口国。
　
　　邓小平启动了一项基于新经济理论“3D”思想的战略：通过将生产集中至面向出口的少数沿海城市，提高经济活动的“密度(density)”；通过发展交通运输服务，缩短市场间的“距离(distance)”；通过减少货物流动的障碍，帮助消除“分割(division)”。

　　政府蓄意推动的“非均衡”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益，鼓励了约1.5亿农民工迁移至广州、上海和北京周边蓬勃发展的商业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科技与出口产业迁到了沿海地区，而资源型与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则纷纷在内陆设厂。

　　这种集中化与专业化推动5亿人脱离了贫困，使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每年10%的增长。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79年的10%，飙升至今天的逾70%。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是一系列复杂的政策组合的结果，汇率只在其中扮演了很小的角色。

　　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人民币汇率都被认为是高估，而非低估。看似矛盾的是，2005到2008年，当中国最终允许人民币升值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究其原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关键在于其它一些因素，特别是储蓄率和投资率。

　　邓小平还预见到，中国的发展最终会到达一个转折点。事实上，各方力量如今已开始重塑中国的经济格局，其行动方式或许会化解中国被指在全球贸易失衡中所扮演的有争议的角色，进而消除美国乃至欧洲对此问题的担忧。

　　鉴于全球经济仍然脆弱，中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快速增长，以及缩小最初的不均衡增长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倍多（居世界之首），沿海收入比内陆高出1倍多。

　　要缩小贫富差距，中国需要提高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多地支持消费，而非投资。当经济活动在沿海与内陆间的分配变得更均衡时，这个进程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在转变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出于偶然，而非特意安排。

　　固定汇率造成了巨额经常账户盈余，进而抬高了工资和房价，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与克鲁格曼的理论相一致的是，沿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与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已开始推动企业向内陆转移。如此一来，收入差距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邓小平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表示，内陆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如今，内陆省份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沿海地区。

　　如果像西方经常呼吁的那样，让人民币来一次大幅升值，那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次性升值不会推动企业从沿海转向内陆，因为它对价格的影响会是中性的，而不是因地而异。事实上，这种“冲击性”做法会产生破坏性影响，造成社会和政治后果。

　　在这一进程中提早让人民币升值，会加大中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竞争的难度。但在增强汇率弹性政策的支持下，如今已经开始的这一进程将推动工资与消费的增长，进而缓解贸易紧张局势，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美国必须意识到，在其它因素更为重要的情况下，过度关注中国的汇率，无助于推动中国的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克鲁格曼或许会注意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他旧时理论的正确性，或许最终会缓解他现时的担忧。

本文作者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其最新著作名为《重塑东亚经济地理》(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in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