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纷争绝不仅仅是货币战争，而是当今经济外交战的全新表现形式，是重商时代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的延续。

　　每隔几年就发作一次的汇率战，是美国金融规则对高成长性的制造业经济体的围剿。高成长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扰是：如果不增加外汇储备，就会陷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资不抵债的困境；如果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必然导致本币升值，进而削减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汇率战争，全球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战争以来，大致有惊无险平稳发展，付出的代价是让一度位居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失落了二十年。而现在，压力转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头上，中国2.5万亿的外汇储备如孩童抱璧过市，岌岌可危。

　　现实情况是，只要美国经济一天不复苏，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就不可能下降。但人民币汇率左右为难：既不能一次性大幅上升20%到40%，否则将导致出口主导的实体经济面临毁灭性打击；也不能每年缓慢升值，连续升值数年，这相当于向世界热钱发出资产价格上升的盛宴邀请函。微幅升值更加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中国央行不可能在全球低息潮中独自加息。

　　为了找到突破口，这几年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建立基础社会保障体系，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IMF会议上表示，“在中国，我们有一套提高内需的计划，包括消费、社会保险体系改革、增加农村地区投资等。”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建立基础社会保障体系过晚，对于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过少。并且，建立基础保障体制不等于直接促进内需，考虑到农村地区一个月100元人民币左右的社保基金，不可能促进多少消费，更不可能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国内通胀的压力。

　　中国必须有长远的战略思维，趁势建立起独立的货币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机制，把汇率压力转化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独立的货币政策应该超越于行政权力之上，独立的货币管理系统应该与行政机构独立并行，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效防火墙。

　　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独立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在人民币逻辑中，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国内货币的稳定、与财富增长与居民购买力相匹配的货币是经济稳定的支柱，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平衡，只是货币涨跌变量中较不重要的一环。

　　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坚决顶住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以德国汇率市场化为师，避免重蹈日本高汇价低利率制造资产泡沫的覆辙。

　　是的，人民币固然面临极大压力，但美国等国何尝不是如此？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如果中国制造业遭遇严峻考验，那些做梦希望把精密仪器出售给中国的国家，那些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减少债务的国家，将大梦初醒，发现他们失去了长久的收入之源。

　　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较高，中国的CPI有必要比欧元区高，维持在4%左右，一旦超过这一范畴，央行必须毫不犹豫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辅之以加息手段，保障国内的货币购买力。同时，坚定地、毫不手软地抑制资产泡沫，从利率、税收等方面着手，防止中国经济被投机家们掏空。

　　国内金融市场化是当务之急。中国已有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应对外汇支付绰绰有余，没有必要把绝大部分外汇集中于官僚之手，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放松结售汇机制，增加人民币债券产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以藏汇于民的形式化解巨额储备集聚于政府的压力。与其用外汇储备为别国买单，不如藏汇于民，分利于民，让民众自己找到外汇使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化刻不容缓。目前国内在温室保护下的金融机构大多数效率低下、理财能力堪忧，所谓代客外币理财成为代客亏损的同义语。这使得政府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心有余悸。截止2009年9月外围股指走出一波较大反弹以来，70%的QDII基金累计净值在1元以下。如果国内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市场体制，如果金融与投资人才蓬勃而出，中国还会面临目前外汇储备净等亏损的尴尬局面吗？

　　有人将大型金融机构上市等同于市场化，这是彻底的本末倒置。上市并不等于市场化，并不等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好转、赢利结构的改善、并不等于金融机构摆脱政府金库的尴尬地位，大多数时候，上主市只是坏帐倒逼下的权益之计，只是国有资产套现的武器，就如今年上半年的银行类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集体再融资一样。

　　中国制造业不能承受汇率压力之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异常艰难，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民营实体经济的过重税收，多数民营企业主无奈成为投资客，44%的民营企业涉及房地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越来越多的民间资金成为风险投资资金。新三十六条遭遇国企垄断的南墙，到现在还是一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秀。

　　汇率纷争源出境外，但与中国内部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在外御压力争取汇率缓冲空间的同时，推进国内金融与实体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才是重中之重。只要国内市场化改革成功，人民币汇率才能如马克一样，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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