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已成为全球经济新图景中的一个新的永久性特征。其价格的攀升反映出全球经济权力正从西方转向东方。现在，我们该适应这一现实了。

　　近期的价格上涨一直不太寻常；其幅度之大，使得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就“一种真切痛楚的有害性酝酿”发出了警告。他谈论的主要是贫困人群。不过，面对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食品价格、以及上涨了三四倍的石油和金属价格，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或嘉能可(Glencore)等大型大宗商品企业崛起的故事。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新兴市场成功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痛苦。当初的日子已一去不返：那时人们将亚洲的迅速增长，解读为对美国或欧洲强劲需求的反映。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全球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几乎与美国相当，而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投资规模一直领先于美国。曾经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全球脱钩(Global decoupling)，如今已变成了我们眼前的新经济现实。

　　然而，尽管取得了诸多进步，中国和印度仍属于贫穷国家。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快速增长就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已有的基础设施目前正在建造之中，而人们转向以肉奶为主的膳食习惯，导致对粮食需求也有所上升。

　　当然，需要的日益上升并不一定总是与价格上涨联系在一起。至少从长期而言，价格上涨应会导致供应增加，同时稀缺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但供应不可能在转瞬之间制造出来，特别是在曾用于粮食生产的农田如今往往被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情况下。

　　此外，还存在一些其它限制。以航空客运为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每英里旅客成本已下降了75%。然而，旅客数量却增长了7倍，航空里程也大幅上升。这一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效率的提升不足以缓解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压力。
　　
　　更糟糕的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这一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和印度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正推高国内收入，进而扩大消费者需求。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将来，要么人民币或印度卢比会升值，要么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物价和薪资（相对于国外）将会上涨。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和印度都将有能力买得起更多大宗商品，这将迫使价格继续上涨。但这只是一个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即所有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需要获得维系其增长的原材料。从历史上看，当年欧洲强国通过殖民化和奴隶制解决了这一难题。如今，这条道路已经行不通，中国和印度需要其它选择。

　　正因如此，中国仍在忙着与大宗商品储量丰富的国家展开双边谈判——特别是伊朗以及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这些交易的条款往往含混不清，表明他们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体。这些交易往往距离保护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与此同时，其它新兴国家正利用慷慨的补贴和严格的价格管制，来保护最为脆弱的人群。以中国为例，随着通胀水平达到两年多以来的高点，中国最近采取了消费品价格管控措施。此外，中国可能很快会被迫允许人民币加速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