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即将出现拐点的论调目前非常盛行，而且看上去还不止一种拐点论。

　　精英一些的拐点论都有一个宏观的理论为基础，证明中国经济正走向断崖。比如刘易斯拐点就是这类精英观点常常祭出的法宝，在他们眼里中国到处存在着刘易斯拐点的证据，证据之明显甚至不需要数学模型。仅从媒体报道的民工荒，就能推演出中国的就业变化，从而得知这个拐点的真实有效。最形象的例子来自瑞士信贷亚洲区总经理陶冬在生活细节里的发现，他在一个论坛上说，从一根油条就可以看到这个经典的学术拐点。

　　和刘易斯拐点相比，关于过度投资刺激经济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无法遏制的地产泡沫等不良经济现象，也将出现拐点的论调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这个领域充斥着浮躁，因为这领域知道分子太多，也有太多人在发表高见——但这涉及到实际经济生活之中的市场和价格要素的变化，实在难以找到像一根油条那么形象的比喻，说到烦恼处，总觉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司空见惯浑闲事，倒也真没见谁把道理讲明白，显然这个拐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投资过度不能长久”、“产能过剩总是要淘汰的”、“地产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等等盛极而衰的道理，尽人皆知，即便是一个不知道现代经济学为何物的人，都会下一个类似的结论。因此之故，人们更喜欢在这些不良经济现象上找到一个拐点，尤其是希望找到地产价格何时向下的拐点。

　　但无论有多少种拐点，无论是精英的形象拐点，还是手里的钱太不经用这样的真实拐点，所有的拐点论都可以总结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走到头了。但所有这样的拐点论，怎么看都不像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准确描述，而像极了一场电视抢答节目的脑筋急转弯。这可以是一种娱乐方式，但绝非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和解决问题时的方法。要是你沉浸在中国经济及其模式的拐点论高潮中不能自拔，你大约只能获得某种时间节点似拐点的无用的预测。

　　就拿已经越来越常识化的刘易斯拐点来说，这个拐点论对中国经济的说明，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滥用。不错，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发展模型是建立在就业人口结构和数量发生的种种变化基础之上的。但这个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型的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却和眼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不那么吻合。

　　1979年阿瑟·刘易斯先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辞中说：“阿瑟·刘易斯在论述世界经济增长时，运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将世界经济增长比喻为以某个速度上升下降的‘自动楼梯’……一些国家登上这一自动楼梯的时间较早，而另外一些国家登上的时间要晚得多。许多国家似乎仅仅是站在楼梯上不动；而一些国家则沿着楼梯往上走，从而达到很快的发展速度；另外一些国家沿着楼梯往下走，或者从楼梯上跌落了下来。” 

　　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建立在两个模型之上的。 

　　第一个模型，颁奖辞总结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双重’性质之上。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有一个按传统运行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主要以自给经济为基础，并且包括了大多数人口；还有一个比较现代化、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部门。经济的活力和后一个部门相关联：由于人们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这一部门便因此有了几乎‘无限制’的劳动力资源而得以扩大。劳动力可以用低廉的工资成本（与落后的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购得，为现代部门积累的利润提供日益增长的储蓄额，为扩展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 

　　这个模型像极了中国1979年以后的发展过程，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及其拐点的理论脱胎于此，大约是不错的。

　　而第二个模型：“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前者出口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后者出口工业产品，两组国家富裕国和贫穷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食品）为两者共有，而另外一种产品其模型比喻为‘咖啡和钢铁’”。这一模型要表明，“正是由于与富裕国的农业生产率相比，贫穷国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两组国家之间的实际的贸易条件。”

　　但这个模型说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似乎还有点道理，因为那时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就猪鬃、桐油等农产品。直到1980年代末期，进口钢材还是中国市场上强势的生意。不过中国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中国从进口钢材改为进口原材料、出口钢材的过程，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型成真。此刻拿这个模型来说明刘易斯拐点来到中国，就有欠妥帖了。因为这个简单地被总结为“咖啡和钢铁”的模型，其学术的结论是发达国家较快的发展，是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的。

　　假如说第一个模型对中国而言，似乎还能继续说明一些经济现象；比如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依然有这样的就业人口的现象。但第二个模型，已经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制造全球热卖的经济形势了。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未必会出现在中国。最多也就是半个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产业的转移之中，在不同的地区有可能暂时成为一个言之成理的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说，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理论之一。穷变富，富了还要富，还要可持续，试问这可能事前预测吗？个人都很难这样规划人生，国家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最好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过是一项对过去世界经济现象的一种描述。

　　刘易斯拐点也好，自动楼梯的比喻也好，也许曾经合适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某些阶段，但把中国经济现实中需要处理的很多问题，简单地描述成为刘易斯拐点（而且还是半个拐点），这样的滥用不是对中国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负责任的态度。 

　　至于过度依赖投资、产能过剩和地产泡沫这些中国经济的常见病，更要一分为二地观察，单纯的观点论在这些常见病面前都是无效的。经济发展的现实生活之中几乎没有对症下药治理方案，而只有病去如抽丝缓慢煎熬。这个结论对那些习惯找到拐点，并且建立新的模式的人们无疑不那么积极向上。

　　当然各种经济运行的病症，可能会有各种谷底和峰值的短暂时刻，但更为严谨的现实描述应该是用周期的观点来看。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出现了什么的波动，而不是把谷底和峰值的短暂时刻单独标出来，仿佛生活之中除了最高和最低的人，就没有别的人了……

　　其实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经济现象背后的成因都是相当复杂的，其演变的过程即使事后要找到最高或者最低之后发生的性质变化，即找到所谓拐点，也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这个季度看到中国地产普遍下降了，价格趋势的拐点就到了。更非某个产能过剩的支柱行业的某个大企业出现了当年巨额亏损，中国整体的经济就同时拐点了。

　　所有这样因果关系里观点，哪怕最为至察的蝴蝶效应似的分析，与其说是一种事前诸葛亮的预测，还不如说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浪漫。

　　人类从来没有能力在事前找到拐点，即便是事后命名一个拐点，也只是一种方便和偷懒，企图把过去的历史总结为某一合乎当前心愿的现代史。拐点论者最好的用处无非是企图以史为鉴，企图把从历史得到的血泪斑斑的教训，拿来规范、健康、平稳地发展自己的现在。但后果常常是不乐观的，是后人复哀后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系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又名阿西，证券公司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