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胀失控风险正在急速上升,高通胀或许将全面裹挟中国经济。官方新近发布的CPI已高达6.4%,超过了经济学上定义的“严重通胀水平”,这是任何政府都极力避免的通胀数字。
而且,通胀预期亦已形成数年。不少民众和专家学者,对于官方统计数字是否反映了真实物价的上涨水平,深表疑虑。7月9日,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其新书发布会上公开说,现在的通胀不可能只有6.4%,这一数字乘以2大概才能反映真实情况。
笔者认为,眼下通胀形势愈发难以控制,根子在于政府不愿承认过往金融政策、农村政策和产业政策已经犯错的事实,不愿正视通胀因素的客观存在性,总是寄希望于通胀能自动回落,没有纠正失误的决心。而且随着近些年市场经济的倒退,行政干预力度过大,权贵资本主义开始发酵,复杂的利益纠葛,使得行政决策迟缓而错乱,治理通胀成了“口号”式教条。
金融政策的犯错已经无需过多阐释,过去十年,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两三年的信贷大跃进,基础货币量的短时间内跳升,早已经为恶性通胀的发酵奠定了坚实基础,各种分析汗牛充栋。
不过,就是在举国上下,对货币超发已经渐渐形成共识之际,货币政策仍然是处于名义上紧缩,实际仍然宽松不堪的状态。虽然央行几乎月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偶尔也提提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负利率依然高达2%以上,M2增速仍然维持为16%左 右,远超GDP增速,月度新增贷款动辄五、六千亿元。现在中国M2高达78万亿元,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两年后就将跨过百万亿元大关,M2与GDP之比、信贷与GDP之比只会愈发离谱。如此调控之下,通胀怎会回落?
农村政策的失误亦十分明显。近期,猪肉价格之所以动辄以50%以上速度飙涨,固然一方面与猪肉市场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还是农村经济的凋敝。由于这些年过于关注城市化,已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现大量的荒芜,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本来,农村应该成为城市粮食、蔬菜和食品的主要提供者,而如今不少农村也已成为农产品需求者,两相重叠,使得供求关系加速失衡。要是在过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粮”的情况下,猪肉价格、粮食价格暴涨的可能性会大幅减小。政府漠视“三农”,农产品价格只能以上涨来表达无声的抗议。
最近,中央专门召开了水利工作会议,全国媒体也一片高调宣传,但这一次恐怕又是只见“雷声”,难见“雨点”。年初的一号文件重点也放在了农田水利建设上,但之后的半年多除了迎来一波水利板块的炒作,未见对农村基础建设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此次政府打算未来几年投资4万亿元,大力兴修水利,很难想象,在目前的官僚环境中,这笔钱有多少能真正兑现为实实在在的基础建设。2005年之后,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每年也有近千亿元的新增资金投入,但农田水利建设并未得到改善。实际上,不少地区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依然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修的,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依然是抗旱、蓄洪的主体工程。尤其是,现在的县级以下官僚系统,渐渐地趋于腐败化和庸态化。没有大力整顿吏治的前提,这次的4万亿元,恐怕不可能改变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瘫痪的现状。
产业政策的失误更是显而易见。过去十年,房地产长期霸占支柱地位,不仅仅祸害了金融系统,蚕食了民众的创造性,最直接的恶果是造就今日高通胀。由房价泡沫带来的地租式通胀、产业空心化,已经成为拉升物价不断攀升的重要力量。
而且,这些年决策层只知道出台此起彼伏的产业规划,所谓的“顶层设计”不断,国进民退浪潮席卷各地,可就是见不着经济效率的提升,真正有竞争力的、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匹配的企业遥遥不见踪影。如此产业环境之下,自然没有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只能不断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代价,维持过往恶性的增长和通胀路径。
随着大量企业逃离实业,一方面不少民间资本以热钱形式游离于资产市场,不断炒高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制造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社会总供给趋于缩减。成本推升和供给减少,两个因素叠加,使通胀形势更为严峻。虽然决策层亦对此也早有认识,但是在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尚缺乏“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通胀已出现失控风险。如果在接下来十年里,不能系统纠正已犯的失误,只是提提准备金率,连加息扭转负利率都不愿意,那么从根子上打击通胀,强力推进经济转型更只能是奢谈。
笔者认为,虽然持续大幅加息,彻底逆转货币环境这样的治本性政策,短期内可能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恶化中小企业生存状态,但如果不这么做,只会进一步固化目前的“豪赌恶性通胀、依赖投资和房产泡沫”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
过去十年,中国GDP翻了两番,多数统计指标,都足以显示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普通民众则很难同步体会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升,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和通胀、不少人都陷入深度焦虑。新时代呼唤全新的发展思路。单凭GDP、单凭印钞票,不是长久之策,中国需要找到真正能使经济强大起来的武器。
(注:作者为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的财经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