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乐普医疗(Lepu Medical Technologies)和天福控股(Tenfu Holdings)并不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它们都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它们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上市企业，都在努力通过从事更加复杂的业务来提高利润率，或是按经济学家的话说，“转向价值链的上游”。

　　乐普市值约为17亿美元，于2009年在深圳上市。该公司设计并制造支架、起搏器及其他高科技医疗产品。这一业务不仅需要高水准且稳定可靠的制造工艺，还需要进行大量研发。

　　相比之下，市值近10亿美元的香港上市企业天福则是一家茶叶生产商，生产传统的中国茶叶。该公司正将自身打造为一个高端品牌，以区别于超市里出售的其他各类茶叶。它更像唐宁(Twinings)或是惠塔德(Whittard)，而不是PG Tips。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只是少数。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工业活动从事的都是低附加值劳动，例如代工和制造仿制产品。透明度的缺乏加上制度性腐败对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阻碍——无论是在企业界还是政界，均是如此。

　　中国若想做到其他许多亚洲新兴国家未能做到之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工业就必须发展高利润率企业。对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紧迫。大约到2017年之后，其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数量将开始减少，中国若想负担起一个老龄化社会，就必须大幅提高生产率。

如今，中国已经被其他国家抢走了部分制造业，比如越南。更糟的是，据汇丰(HSBC)驻香港经济学家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估计，中国的生产率可能正在倒退。他近日撰文指出，单位经济产出目前所需的资本投入似乎比以往更高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令人称奇的经济增长，并获得超乎寻常的利润，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刺激了出口大幅增长，同时实际劳动力成本下降。如今，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该观点指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超乎寻常的利润都被重新投向了生产率偏低的基建项目，或者更糟糕的房地产投资。

　　就连那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利润率偏低的企业也面临着急需解决的效率低下问题。这一问题将对中国经济整体成就形成进一步拖累。

　　私募股权行业以及一些专门投资中国的公共股票投资者则抱有更加乐观的看法。他们坚信，中国有许许多多类似乐普或天福的企业，它们正在为中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对投资者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发现这样的公司及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在中国，让自己的成功受到过多关注依然是极不明智的事。许多成功人士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得到了政界某些人的默许（甚至是给了他们一些明显的好处）。而那些未能获得默许——或是失去许可——的人则会惨遭失败。当电器零售商国美(Gome)的创始人2008年因操纵股市的指控被捕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国美已发展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银行所受的政治影响也对企业家在这场“游戏”中获得成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不管是就当地还是全国范围来说。可如果中国想跃过“中等收入陷阱”，企业所需要的就不仅是银行的贷款。企业自身、以及为企业提供支持的银行透明度的缺乏，都可能使企业从公开市场融资面临障碍。

　　大量研究表明，在银行业系统缺乏透明度的国家，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的发展通常都举步维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哪些东南亚国家受冲击最严重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外资涌入，不如说是腐败以及银行业系统遭政治滥用的程度。

　　嘉汉林业(Sino Forest)及其他公司的丑闻事件加剧了非中国投资者的担忧。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银行家说，西方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们一度认为中国代表永不止步的增长，而如今他们怀疑，每一家企业都是一场等待被揭穿的骗局。

　　可以说，中国拥有的个人及机构存款足以使它独自投资发展所需要的领域。不过，对于那些可能因政治上的变故而被击垮的企业，中国投资者与其他人一样，不会愿意将资金投向它们。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