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年的话题,让我不禁惆怅起来。2015年的春节,已经是我第五个年头不能回老家过年。腊八已过,小年渐近,当北京城的地铁里、公交车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们挎着大包小包涌往火车站,一刻也不愿停留地坐上火车奔向老家时,1300公里之外的陕西关中的小县城叫我如此想念,在小县城度过的那些温情岁月、尤其是跟过年相关的记忆也潮水般涌上心头。
儿童时代,过年最大的乐事就是可以穿新衣裳。80年代的西北农村,物资相对匮乏,扯布缝裤子很普遍。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大约是我上二三年级时的春节,过年的新衣服是一条我母亲亲手缝制的桃红色的确良裤子。一直到1997年我上大学之前的初中和高中时光,过年时都是扯上一种面料(多是浅咖啡色上面带点花纹的那种)缝裤子,只是后来,缝制的人由母亲变成了小街道上的裁缝。
我对工业化的裤子产品、品牌和企业开始有了解,是在2005年前后。那一年,我已经参加工作,就职于《中国服饰报》社。那一年,河南女裤梦舒雅品牌在北京主办了一场女裤论坛,我负责采访。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我认识了梦舒雅的老总陈勇斌和《中国裤业》的老总丁岩。在以后10多年的时间里,我与丁岩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真正开始对国内裤装企业和品牌有了解,大约是2006年~2007年。不自夸地说,过往的11年多的职业新闻生涯中,我创作的最受赞誉的作品,正是源自裤装企业。
2006年~2007年的那时候,我正处于毕业不到4年、尚未成家养孩儿的美好年华,那时候的我,为了一篇好的新闻作品仍可以丝毫不计付出的大把大把的汗水和漫长的出差时间,就像那时为了一个喜欢的人也可以奋不顾身地去看他。
而那时候的九牧王,也还没有上市、没有做金融投资;那时候的百圆裤业,也没有上市、没有收购跨境电商;那时候的梦舒雅,还没有开酒厂;那时候的娅丽达,还没有做女装;那时候的整个国内零售市场,ZARA、H&M们刚进入中国还没几年,声名和销售远没有现在这么火爆;那时候的电商,也几乎不知为何物,当然更别提裤装企业在淘宝商城、京东商城开旗舰店进行网络销售的事情了。
那段时间的盛夏,我只身一人连续出差大约一个月左右,前后采访了郑州、泉州和广州的近20家领军裤子企业,写了长达2万多字的裤装产业调查报道。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些报道的标题——《泉州裤业:“龙头”卷起多元化风潮》、《广州裤业:要低头造实,更要抬头造势》、《郑州裤业:高举女裤的旗帜》。此后的三四年,当郑州女裤开始调整化纤产品线,引入牛仔、休闲棉裤等新品类时,我再度前往郑州,采访了大约七八家企业,创作了14000字左右的调查报道《郑州女裤:洗水诱发大变局》。正是通过这些深入的采访和写作,我对九牧王、虎都、百斯盾、梦舒雅、娅丽达这些各产业集群地领军企业的经营思路、经营动态等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
不要觉得新闻创作与企业经营没有关联。事实上,只要是你付出了心力、付出了满腔热情以及旁人所没有的执着创作出的产品,它们便会摆在那里,径自发光,你的消费群也都会清楚地感知到,并给予认可。
对于我来说,那些付出太多心力的作品写一篇几乎就会让我在往后的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里缓不劲儿,但是却让很多读者记住了我的名字,以至于8年多以后的2014年还有人提起那一组作品。企业做裤子产品也一样,那些让消费者肯于多次进店、心甘情感地掏腰包一件件连带购买的品牌的产品,或设计时尚,或版型合体,或服务贴心,一定也是付出大量心思用心设计、研究消费者体型数据制作出来的,而不是靠差强人意的糊弄和无休止的抄袭。
当然,新闻创作与企业经营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多。比如,好的新闻作品的产生难以复制,每一份似乎都是全球限量版。而一款好的裤子产品却可以通过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迅速积累起财富。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此后的八九年间,成家养孩儿的我再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创作那些让我大大伤神的作品,而且我仍是那个连500块钱一条的裤子都会觉得有点贵的穷记者;而我曾经报道过的九牧王、虎都却一路长大,长成了上市公司,年销售额一个过了20亿元,一个接近10亿元,财富激增。
你可能会有疑问,这种强烈的反差居然没有影响到我?一点不避讳,我的确曾经深深地苦闷、失落、彷徨过,但后来我发现,已形成的一种职业惯性,使我仍然愿意乐此不疲地长期观察、关注着这些与我有着某种亲近感的零售品牌,包括裤子品牌和企业。这种感觉,就像现在流行的关注一个熟悉之人的微信朋友圈,你虽无法与他们相见,却仍时时刷他们的朋友圈。
回到过年的话题,2011年以前的那些年,每年还能回到关中老家县城过年时,我惊喜地发现,百圆裤业、梦舒雅都在县城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开出了零售店,它们的店铺面积约20多平方米;娅丽达也在县城最好的一家百货店开出了专柜。我也曾向导购询问过它们的销售状况,当时的回答都是销售还不错。而我老家的那些大姐、阿姨们,一提起这些牌子的名字,也都知道,而且不少人就是这些牌子的忠实粉丝。过年的时候,他们给家人买上一条这些品牌的裤子,跟邻居聊起天来也都神采飞扬,大概是觉得倍儿有面。
而与县城的这种相对乐观的状况不同的是,这几年,我在北京西二环周边的多家百货店里发现,五六年前还有的九牧王、虎都以及北京本地的一些裤业品牌的专卖区,这几年几乎都陆续被调整没了。只有在木樨园、大红门这样的批发市场商户聚集地,或者在西二环至西三环中间一段类似城乡结合部的街道上,才能看见一些裤子集合专卖店。但这类专卖店都不是品牌店,而是广州等地的多个小牌子的集合店,面积十几至二十多平方米不等,产品的价钱多为五六十元,100元左右的不多。
一个特大城市帝都,一个地处西北的陕西关中小县城,这两地裤业零售存在的巨大反差,其实正是国内不少裤业品牌现在发展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在大城市里,它们的销售市场受到国际一二线大品牌、国内男女装大装品牌裤装产品的大力挤压,在商场中原有的一些本就不算大的阵地,也逐渐丧失。而在广阔的三四线城市、县级市,它们却占据着较为稳固的市场,那里天蓝地广,对时尚潮流的变化没有大城市那么敏感,它们能够大有作为。
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坦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品牌,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绽放舞台,能够发挥自身所长,能够实现自己既定的价值,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