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将通胀列为经济要务，因此他们很容易就会低估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价格担忧。但中国上周的通胀数据引发的新兴市场股票暴跌，提醒我们有必要关注价格，有些国家还亟需采取政策行动。

　　中国政府公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4%，创下两年来的新高，超过了政府3%的舒适水平。

　　其它金砖(Bric)国家的通胀率甚至更高——印度为8.6%，俄罗斯7.5%，巴西5.2%。其它新兴国家中，乌克兰为10%，委内瑞拉为25%。

　　就像在通常情况下一样，受通胀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食品的穷人。中国的食品通胀率为10.1%，印度为15.7%，土耳其为16.1%。如果政客们忽视这些数字，他们就要自担风险。

　　通胀——尤其是食品通胀——的一个主要致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攀升。尽管投机性投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要推动因素还是全球资源的短缺，而这只能通过扩大生产加以解决。

　　不幸的是，日益加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会抑制农业领域潜在投资者的热情，因为这种压力会使得及早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梦想化为泡影。

　　但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采取其他行动来抗击通胀。

　　首先，他们可以严格遵循大多数国家正在奉行的审慎财政政策。那些曾放任预算纪律日渐松弛的国家应该继续削减支出：比如马来西亚，该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6%。

　　其次，信贷增长需要控制，但不能控制得太紧，以防阻碍增长。这正是中国的困境。在2008-09年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大规模增加放贷提振了经济，但现在却难以收住缰绳。

　　对于中国央行在近期加息后可能再次加息的担忧，是上周五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为提振低迷的发达经济体而生成的廉价资金，尤其是华盛顿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的最新一轮定量宽松措施，更是加剧了这一货币挑战。有关新兴市场泡沫的警告正在成倍增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上周就曾发出警告。

　　巴西、泰国和台湾等经济体正试图通过资本管制，抑制可能引发通胀的资本流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其它国家，在开放外部账户上一直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可以依赖由来已久的壁垒。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开始不情愿地承认，资本管制是政策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这会导致有吸引力的开放经济体成为“所有这些（定量宽松）资金的聚集地”。

　　各国政府正在通过加息来缓和通胀压力，但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担心此举会吸引更多热钱，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使局面变得更糟。毕竟，全球投资者追逐的正是收益率。

　　一个解决方法是加速货币升值。短期内，各国因担心损害出口而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这正是中美汇率摩擦的症结所在。但长期而言，新兴市场的货币必须升值，以反应这些国家日益上升的生产率水平——就像1950年后的德国与日本一样。即使是在短期内，出口竞争力的损失也会因进口成本（特别是食品和其他亿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下降而得到弥补。各国的货币升值记录可谓错综复杂。尽管自6月21日放松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来，中国已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8%，但人民币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事实上却下跌了3.7%。较之2008年1月，到上周末为止，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仅上涨了3.9%，远远低于巴西（17.3%）和印尼（18.5%）。其它关键新兴市场的货币则出现了大幅下跌——土耳其5.5%，印度6.8%，韩国则达到惊人的15.9%。

　　在眼下的困难时刻，任何选择都有风险或成本。但随着通胀上升，新兴市场货币加速升值的压力也会加大。